近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公布，列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9方面39条重点“清单”。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随着打车软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出租车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5月19日《新京报》)。
在39条改革“清单”中，有关出租车改革的，不过原则性寥寥数语。但毫无例外的是，几乎诸多媒体都将之从如海的议题中拎出来，或套红、或加粗，提示公众:这个行业虽是“硬骨头”，但顶层设计“啃骨头”的节奏已启。
“穷则变”。长期以来，在出租车是“城市大容量公共交通补充”的名义下，国家对出租车行业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及总量控制制度。近年来，一方面是市民打车难，一方面是司机收入低。加之滴滴专车、一号专车、易到用车、Uber打车……用车APP的搅局，令传统出租车行业沉疴更为显山露水。各地“祥子不拉活儿”的公共事件，显然无法完全归罪于“互联网专车”的发展;的哥的姐与出租车公司的矛盾，也难以靠讨价还价的“让利”来调和。以至于今年1月6日，连《人民日报》都呼吁，“是时候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了”。
改，是箭在弦上的事。何况，浙江义乌已经在陈腐的机制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义乌市日前公布了《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承诺2018年以后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和出租车数量的管控，而在2018年前的过渡期，综合人口、经济等因素增加出租车运力的投入。按照改革方案，义乌还将取消营运权有偿使用费、降低份子钱，将政府定价模式向政府指导价、行业定价、协商定价机制过渡。有人问得很直白，义乌面对的，亦是中国各个城市面对的问题;那么，义乌能改的，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群起效仿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出租车改革已到了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无非是几个现实因素纠葛在一起:一是行业许可与总量控制已经与中国城镇化发展格格不入。供需症结，靠修修补补难以纾解。二是垄断出租车公司与成熟的市场机制格格不入。资源配置、收入安排等，长期失衡后已酿成诸多苦果。三是过时的产权关系与承包模式与全面深改的大局格格不入。如何重置既得利益的权责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难题。
按照中央部署，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那么，了然以上背景，就更当秉持公开透明的宗旨，将改革过程、而不仅是事后方案，动态化告知公众——既便于广开言路、集纳民智，也利于新方案赢得更多理解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