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 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