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