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