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之窗讯（王宪琴） 英杰是我的母亲，姓吕又名庆茹，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街人。据史料记载和父辈回忆。在1937年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时刻，年仅17岁的母亲和我舅父吕书林，兄妹俩在西安参加全国第一个抗日救护队——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支持、引导下，应朱德、彭德怀之邀，于当年11月由西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开展战场医务救护工作。正如《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一书所述：“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他们献青春，洒热血，出生入死，救死扶伤，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悲壮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外爷吕彦启，信奉基督教，当年在陕西省洛南县从事宗教布道劝善和行医悬壶济世，经常扶危济困。据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副队长崔海潮回忆，他幼年时曾经受到我外爷的帮助。母亲兄妹从小受到宗教和医学双重影响，在积福行善的家庭引教和老人扶危济困的善良义举的熏陶下，接触了宗教和医学，在幼年时就有了善恶是非的意识。十几岁时他们又都到西安学习医学并从事医务工作，母亲在省立医院，舅父在西安广仁医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队长罗锦文和我母亲是洛南乡党同在西安从事医务工作，十分熟悉。母亲和胡秀英当时都在省立医院工作，是很好的朋友，经母亲介绍，胡秀英认识了罗锦文，母亲是胡秀英与罗锦文之间抗日救亡活动的联络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
抗战时期，母亲和胡秀英等在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和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崔廷儒的教育培养下，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迪，思想不断进步。她们和刘世杰、翟碧文、贾秀英、李素卿、李秀莲等，经常到崔廷儒隐蔽“住院”的病房，听他讲国际国内时事政治和革命故事，启发民族意识，积极为抗战多做工作。当时，抗战前线运送到西安的伤病员与日俱增，省立医院的门诊部楼里楼外，台阶过道，到处都是伤兵、担架床。时任省立医院、广仁医院、西京医院中共党支部负责人李益民在崔廷儒的安排下，组织我母亲和胡秀英、刘世杰、翟碧文等，给从抗日前线送到西安的伤病员义务就诊，并为伤病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民众抗日热情倍加高涨，时任西安广仁医院副院长的罗锦文和看护员苏道理，奔走于同仁医院、省立医院和培华职业学校间，与崔海潮、吕书林、吕英杰、胡秀英（胡敏）、罗惠文、曹民哉、阎玉珍等，商讨医务工作者抗日救国之良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边的炮声，震撼了中华大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当时，罗锦文与同仁加强联系，加快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的组建工作。经罗锦文发动，母亲和胡秀英积极响应，还联系了省立医院翟碧文等人一起参加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
舅父吕书林，在西安广仁医院工作。当年他和洛南乡党崔海潮一同到省立医院，与胡秀英、赵玉莲、吕英杰、翟碧文等商谈组织抗日前线救护队之事，母亲和胡秀英等异口同声地说，上前线搞战地救护谁还不愿意，我们早与罗锦文联系好了。当得知妹妹早已报上名后，便问：“参加救护队上前线是很苦的，甚至流血牺牲，你怕不怕？”“你们不怕，难道我就怕吗？”兄妹为能一同上前线十分高兴。
1937年8月后，罗锦文又分别写信给广仁医院同学，时在洛阳白马寺一四六后方医院从医的崔海潮、陕州二十六后方医院的曹民哉、罗惠民、驻泾阳三十八军留守处医生荆璞、董志侠和时在三十八军教导团四连任文书的罗惠文等人，要求他们返回西安，到抗日前线去。崔海潮等收到罗锦文的信后，便纷纷弃职返回西安，和西安的同仁一道开始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