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代张潮所辑《虞初新志》，发现其中收录了一则发生于商州的故事，情节曲折，意蕴深远，颇可一述。
《虞初新志》为清初张潮选编的短篇小说集，成书于康熙年间，收录内容以人物传记与奇闻轶事为主，选录标准强调“事奇而核”“写照传神”。张潮，字山来，号心斋，歙县（今安徽黄山）人，自幼聪颖，“好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弱冠即补诸生，文名远播，然屡试不第，遂“以赀为翰林郎，不仕”，闭门著述，作品涵盖诗、文、词、曲、笔记等数十卷。《虞初新志》共20卷，随选随刻，历时20余载方成完帙。
“虞初”原为汉武帝时人，曾据《周书》改写小说性质的《周说》900多篇，被张衡《西京赋》称为“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后人遂以“虞初”指代小说。明代已有《虞初志》一书，汤显祖、邓乔林亦分别撰有《续虞初志》《广虞初志》。张潮之后，郑澍若又编《虞初续志》，形成一系列以“虞初”为名的短篇小说选集。
《虞初新志》卷十七《物觚》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康熙三十一年（1692）及次年，陕西连续大旱，颗粒无收，百姓纷纷逃难，饿殍遍野。渭南农民赵午，在卖掉儿女后，家中仅余老母与妻子，存粮即将告罄，只得携母带妻，担着锅具余粮，加入逃难队伍，欲往湖北湖南一带谋生。
一路上，赵午挑担前行，妻子王氏搀扶年迈的婆婆，步履艰难。王氏对婆婆恪尽孝道，赵午却嫌老母行动迟缓、食量不减，渐生厌弃之心。
康熙三十二年（1693）4月，一行人进入商州境内，山路崎岖难行。赵午放下担子，对王氏说：“老太太走不动，你搀扶也辛苦。不如我们换一换，你挑担先行，我扶她随后。”王氏应允，挑担先走，于路旁歇息等候。不久，只见赵午独自快步赶来，王氏惊问婆婆何在，赵午答：“随后便到。”王氏怒责：“龙钟老人，怎能让其独行？”言毕便将担子交给赵午，欲返回寻母。赵午大怒，连掴王氏数十耳光，仍无法阻止，索性不顾妻子，独自挑担离去。
王氏沿原路折返，在一处僻静之地，见婆婆被绑于树上，面朝树干，口中塞满泥土，气息奄奄。她急忙解绳掏泥，又以山泉灌救，婆婆方才渐渐苏醒。
经此折磨，婆婆身体更为虚弱，无法行走。王氏遂背负婆婆，蹒跚前行。行约二里外，忽见地上散落担子与衣物残骸——赵午已遭虎噬。王氏仰天痛哭：“天也！赵午弃母，逆天悖理，终遭虎噬，实乃天意报应！”路人闻之，无不唏嘘叹息。
其时，商州知州戴良佐正在龙驹寨赈济灾民。王氏背负婆婆行至此处，疲惫不堪。戴良佐召问情由，深为感动，赠以银两，劝其携婆母返回渭南，勿再漂泊。王氏感激涕零而归。
此故事原出于清人钮琇《觚剩续编》卷四《物觚》，题为“噬逆”。钮琇，字玉樵，吴江（今江苏苏州）人，拔贡出身，康熙年间曾任陕西白水知县，并代理蒲城知县。其人好游历，喜著述，撰有《临野堂集》《觚剩》及《觚剩续编》等。据乾隆《同州府志》载，其《觚剩》“秦觚”部分即任职白水时所撰。光绪《新续渭南县志》亦收录此则故事。
故事中的商州知州戴良佐，历史上确有其人。据雍正《陕西通志》及乾隆《直隶商州志》等载，其为汉军正红旗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三十六年（1697）间任商州知州，曾捐银购地，以租金资助贫困学子。虎患一事在旧志中也时有所见，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十四就曾引述《玉堂闲话》，记载了商山道上猛虎伤人，行旅机智逃生的故事。山阳县户家塬镇有地名杀虎岭，即因清代曾有勇士杀虎于此而得名。
张潮编选《虞初新志》的一大特色，在于篇末常附批语，借以抒发己见，或评事论人，激昂慷慨；或赏文析笔，咨嗟咏叹。然此则故事之后，竟无片语评点，不无遗憾。
这则故事堪称清代民间道德叙事的典型代表，通过善恶分明的人物塑造与因果报应的情节设计，强化了传统孝道伦理。叙事节奏紧凑，张力迭起；文化意涵上，则以“虎噬逆子”的超自然惩戒，折射出民间对道德秩序的朴素信仰，以及在极端生存环境下对人性与伦理的深刻拷问。其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更使故事超越单纯的道德劝诫，成为观察古代社会灾荒应对与伦理秩序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