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集合到耀岭河后共有60余人、20多条枪。经研究决定成立“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胡金声任大队长，朱兆祥任副大队长，下辖三个分队，吴承烈、桂连三、何昌太分别任分队长，为了扩充队伍，胡金声等率自卫队在文化坪、浆池岭、耀岭河、西北坪、勒马岩等地收缴地方保甲队枪支。在南山活动的1个多月中，自卫队忽东忽西，时南时北，避开了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大队和各地保甲、民团的武装追剿。
1939年4月6日，在朱兆祥的建议下，自卫队驻扎到青山霸王寨。此时，朱兆祥已叛变，并勾结国民党县政府手枪排刘排长突袭自卫队。第二分队副队长何昌茂当即牺牲，队长胡金声、分队长吴承烈、桂连三、何昌太被捕，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解体。胡金声被判死缓，吴承烈被判处有期徒刑，桂连三、何昌太在县城英勇就义。
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这支自发的抗日武装成立后，主动地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和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但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下始终未达到目的。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追剿”，内部分裂，致使抗日自卫队的斗争最终失败。
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不但要反击日军侵略，还要抵抗日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浪潮。在太吉河爆发的太吉河事变，是继沐河抗日武装斗争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太吉河武装暴动后，成立了“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
太吉河抗日武装斗争是在中共商洛工委派出的革命武装领导人巩德芳、薛兴军等一批党员抗日宣传影响下，以民间帮会组织“同善社”的名义发动起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杰三、张德彦、王德刚等在商南太吉河一带组织“同善社”。“同善社”大力宣传以“慈悲为怀、普救众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善共福”为社旨的思想，并组织民众抗击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抵御匪患，维护地方安全。抗战爆发后，傅杰三等提出“御寇救国”的主张，遭到国民党商南县政府的斥责。于是，他们秘密发展会员，组织武装，并联络附近各股势力，作抗击日寇的准备。数载时间，“同善社”发展会员6000余人，范围波及商南县白玉、赵川、湘河和今丹凤县竹林关、武关等地。
1940年，商洛抗日武装领袖巩德芳在南山一带活动时，曾数次与“同善社”领导人傅杰三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同善社”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巩德芳、薛兴军去马兰学习前，又专程去太吉河同傅杰三、张德彦、王德刚商讨联合抗日事宜。此后，在关中地委联络科工作的张德盛根据关中地委指示曾多次返商同傅杰三等人联络。
1942年6月4日，“同善社”发动数千会员并联合当地武装肖同福、白青云等部400余人在商南县太吉河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成立“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范围涉及当时国民党行政区域三个乡20个保，响应抗日行动的各界群众达数千人。抗日义勇军和爱国群众打死了前来镇压抗日义勇军的国民党商南县政府巡导员，捉拿了平时敌视抗日活动的太吉河乡保甲队副队长熊正国，捣毁了太吉河乡公所，烧毁了全部档案文书，焚毁了一些地主家的帐簿地契等。
丹江人民抗日义勇民成立后，即派人同巩德芳等中共商洛地下党人联系，因当时中共商洛地下党组织成员奉中共关中地委指示集中于马兰整风学习，致使抗日义勇军一直未能同中共商洛地下党组织联系上。
太吉河抗日武装斗争，使国民党商洛反共顽固派十分震惊，遂派商洛警备旅及商南县保安团镇压。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白青云等率部叛变，并参与了镇压抗日义勇军的行动，肖同福被国民党收编。抗日义勇军在傅杰三、张德彦、王德刚等带领下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周旋月余，终因寡不敌众于７月下旬失败。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傅杰三被捕，张德彦、王德刚转移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