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朱轩堂 姚怀亮）(五)“商于六百里”是里程概念，还是地域面积？
最后一个问题，是“商于六百里”究竟是里程距离概念，还是区域面积的概念？
唐贞元七年(791)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奉命征发工役十余万，对商于道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治。据《唐会要》卷八十六和《册府元龟》记载：其时，“西至蓝田，东至内乡，七百余里，山阻重沓。小遇暴雨，则隔绝行旅，或露居粮绝，旬日不止，则往往僵卧。西华置墙立庐，又遍山通碥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滞。”其后在大中二年(848)诗人李商隐从广西桂林掌书记任上回京，经行商于新道时，曾以《商于新开路》为题，写到“六百商于路，崎岖古共闻。……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很显然，《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李商隐的诗所讲的商于概念，都是道路长度、里程概念。据当代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订的《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记载，商州上距长安里数为300里，西距青泥关(在今蓝田县城附近)220里，蓝田关150里，东距武关驿180里，商于驿230里(又：《史记》卷四解文颖说“武关在析县一百七十里弘农界)。可知，唐时所指的商于古道起止点有异于战国时期的商于古道起止点，而蓝田关——商州——武关——商于驿之间的总里程数为562里，大体接近唐时习惯所称的“六百商于路”的传统说法。另外，这一传统说法启自《史记》，出自战国之际，周、秦时的长度尺寸较唐、较今都为小，今1市尺=33.3厘米，周秦时1市尺=22.5厘米，唐时1市尺=31厘米，若将这一点里程上的差异叠加上去，“六百商于路”的传统说法，应该达到“盆足钵满”的程度就毫无问题了。因此，《续修商志》的主编王廷伊才敢提笔断言说：“商至于六百里。”
行文至此，似乎这个问题应当毫无悬念了，但还是这位侯甬坚先生又提出了商于“在战国时代不是里程，指的是面积”的新颖观点(侯甬坚《论唐以前武关的地理位置》，原文载《丹凤县志》“资料辑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他在文章中说，“以往人们将于商十五邑分置在丹江上下游，是以‘商于之地方六百里’作为根据的，商州至内乡的路程为六百里，成了这种看法颇为有力的证据。其实，战国时代不是指路程，指的是面积。《太平寰宇记》卷141所说‘商州本商于之地’，已含有此意。所谓于商十五邑，当以商邑为中心，都分布在武关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内。今商丹盆地东西两端直线距离为45公里，公路里程为51公里。宽幅(则)长短不一，一般在2至6公里之间，面积大小基本合于商于地方六百里之数。这个盆地是丹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河道平川，历史有‘百里州川’之称。……盆地自然条件良好，较为富庶，商鞅受封后，就有人劝他‘莫贪商于之富’。秦相张仪诱楚同齐断交，言秦国将把商于之地归还楚国，楚国便能‘私商于以为富’。秦有商于之地，东至武关，即达楚国。此种形势完全符合战国时代的情形。至于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如《史记集解》、《水经注·丹水篇》以及《荆州图幅》，多认为商于都在丹江下游地区，或者说于中(战国时无此地名)在内乡县东。应该说这些著作反映的是北方大批流民南迁过程中，南北朝时期的地理面貌，不少情况与战国时代已相去甚远，自当区别对待。”
侯先生的这一观点，有一半是对的，即商于十五邑应以商丹盆地为中心，具体地讲，就是以商鞅所封的商邑为中心、为龙头、为起点，这应该是战国时期历史原貌。但侯先生讲的另一半，即商鞅受封的十五邑都分布在武关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内，这种只有“商邑”之头，而无“于邑”之尾的断语则显得有点大胆武断了，岂不知秦孝公封商鞅于商邑绝非只让他镇守边关，而是有明显的东进战略，更何况目前尚未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任何史料记载。至于这十五邑都是谁，也没有见到史书记载过，哪怕有一点蛛丝马迹也好。对此，我们只能摊出双手叹息历史的无奈。六百里是里程，是面积，仅只是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角度对商于地域的解析，既然两说皆有所持的道理和依据，还是让它们各自流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