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时的纪念章和军功章徐老一直珍藏着，不轻易拿出来示人。
徐启银一家
文/图 记者 吉文艳
“1942年，我和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一样，14岁。揣着上级的情报，守着山上的‘消息树’，当起‘人电线’，在房前屋后的山沟沟里穿梭……”今年87岁的徐启银在我们的请求下徐徐讲述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岁月无情，70多年过去了，当年爬过的青山依然挺立，可当年的小小通讯员却早白发垂项、佝偻携杖。徐启银老人1928年生于山阳县漫川镇万福村屋场组，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他可谓是戎马一生，从炮火硝烟里走过的他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送鸡毛信险被日伪军剁胳膊
见到徐启银时，他正从门前的小溪中洗完鞋回来。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老人的腰佝偻着，腿脚也不十分利索了。“上年纪了走不动了，年轻时我跑得快着呢，这周围的山头哪个没跑过！”徐启银说，自己14岁起就担任地方游击队的通讯员，1944年2月正式入伍，3月便追随李先念的队伍北上踏入抗日战场。“那时候国民党的税收多如牛毛，根本就交不清，很多年轻力壮的人都参加了抗税斗争，师长阮英晨(音)看我跑得快人又机灵就叫我给他做通讯员。”徐启银回忆，师长阮英晨家里弟兄三个，因为在家里饿的没啥吃了就“造反”了，打县大队和保安团，缴了国民党3条枪、300多发手榴弹，当地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很拥护他。游击队活跃了一阵，山西一个国民党正规军就过来要围剿，村里身强力壮的都调到前线，老弱病残在后方，没想到战争还没打响我们就被叛徒出卖了，两个指导员还没出门枪就响了，他们就都被杀害了。“那真是惨呀，村里的花名册也被叛徒交了出来，全村男丁一律活埋，年轻女的随部队带走，年长的女人统统赶出去要饭，后来听说指导员的头也被割下来送去了县政府。”徐启银回忆道。
1944年3月，李先念的部队来到山阳，号召当地的年轻人积极参加抗日。“我看这支队伍有纪律当下就决定跟着闹革命了。”徐启银回忆，他跟着部队晚上行军，白天休息，一直走到了内蒙古。“走着走着就感觉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才开始是日本人打中国人一个打三个，后来是中国人打日本人一个打三个。”徐启银说，那个时候日军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在内蒙古一个叫察士旗(音)的地方还俘虏了3个日本人。“那3个日本人都伪装成当地的百姓，分别充当的是文化教员、医生和管伙的司务长，我直接把他们绑起来扭送到了司令部。”徐启银说，虽然看到日本人就想杀，但部队有纪律不能私自处死俘虏，只得将3个仇敌上交。
说起这个叫察士旗的地方，徐老的情绪激动起来，边说边抹起右边袖管，只见一道伤疤赫然出现眼前。“这是我送信时被日伪军捉住用刺刀割的，那次可真是危险啊，差点就剁了我的胳膊。”徐启银说，有一次在送信的时候被日伪军捉住，说自己是小八路要剁胳膊。“我说我不是，就是个讨饭吃的，又问我哪里的，我说我是当地的，伪军开口就骂我小杂种，还要打死我，我说你们一伙当兵的打死我一个小娃娃有啥用，后来只在我胳膊上划了一道就让我滚了。”也许是胳膊上的疤痕的提醒，虽已时隔70多年，徐老至今还记得当年和伪军的对话。徐启银向记者介绍，插鸡毛、火柴的都是急件，不能有任何耽搁，为确保安全，一个情报通常要通过十几个交通员传送。“为了安全，送信不能走好路，得拣山沟、山险的地方走。一晚上跑出去一二百里送信是常事。遇到敌人没处跑，就得把信吃掉。送情报的路上，还要随时破坏敌人的通信联络系统，割电话线、砍电线杆子都是常事。”徐启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