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潮，男，时年24岁，洛南县保安街人，原西安广仁医院学生，卢沟桥事变爆发，学业未竟。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和同学积极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后经陕西省卫生厅介绍到河南洛阳白马寺一四六后方医院任职。走时，他和罗锦文相约：若要上前线，一定要通知他。收到罗锦文的信后，崔便立即弃职返回西安。据崔后来回忆，他们见面后，罗锦文对他说：“日寇已打到山西，半壁山河将要陷入敌手，国难当头，民族危机加重，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伤亡很大，急需很多医护人员去救护，我已同‘八办’取得联系，准备组织一支医疗队开赴前方……”听了罗锦文的话，他心情十分激动地说：“去抗日前线是我的夙愿。一四六医院医疗条件虽然不错，个人待遇也很优厚，但看到祖国的美好河山被敌践踏，骨肉同胞在痛苦中呻吟，我的心像刀扎一样难过，上前线我当然求之不得！”崔海潮以看望未婚妻为名来到省立医院，想动员未婚妻赵玉莲一同前往。可是不管崔怎样开导，怎样讲抗日的道理，她都摆脱不了家庭的束缚。最后，崔海潮表明如不能一同前往抗日前线，婚姻关系就难以维持。赵玉莲想以爱情为纽带挽留崔和她一起在西安工作，然而，比起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兴衰，爱情就到了次而又次的位置了，强烈的民族责任心驱使他毅然离开了自己心上人，奔向抗日前线。
洛南县保安街人吕书林，当时是西安广仁医院学生，毕业后留院工作。崔海潮约他一同来到省立医院，想动员自己的胞妹吕英杰一同参加救护队上前线，当得知妹妹早已报上名后，便问：“参加救护队上前线是很苦的，甚至还会流血牺牲，你怕不怕？”“你们不怕，难道我就怕吗？”听了妹妹坚定的话语，他十分高兴。
省立医院的内科护士胡秀英，是西安市人，1934年考入省立医院后，在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和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崔廷儒的教育培养下，思想不断进步，到前线去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已成为她的一个愿望。所以，一经罗锦文发动，她积极响应，还联系了省立医院翟碧文等人参加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上前线时，她仅仅只有16岁。
1937年10月中下旬，为遮掩国民党特务的耳目，罗锦文一面坚持全天门诊，一面派苏道理先后到广仁医院、培华职校通知队员准备集中。这时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成员已基本到齐，外地工作的同志均已回到西安，共计14人，其中男青年9人，女青年5人；洛南籍8人；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16岁。
出发前夕，罗锦文来不及和父母道别，便写信给父母，告知自己的行踪：“儿已同同学组织救护队，儿任队长，事已就绪，不日可将队员招齐，以备出发前方。当这困难的时候，无我无家，因是事实，假使日本鬼子来此，我们做亡国奴呢？还是当刀下鬼？这是3岁童子也料得到的。”“儿已退出股东，共折一半，合洋160元，七折八扣，吃亏不小，这也是儿自愿牺牲……”言虽不多，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一个普通青年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
1937年10月下旬，罗锦文领着苏道理、崔海潮、吕书林等两次到西安七贤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受到伍云甫处长的热情接待，伍处长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联名回电：“不怨苦可前来，这是十二分的欢迎。”救护队出发前，伍处长与大家见面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向队员们介绍了残酷的战争与艰苦的生活，他说：“前方将士多么渴望医务人员，你们去，那真是雪里送炭……”伍处长的话使这些年轻人心里热乎乎的，报效祖国的重担压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又兴奋，又心急，恨不得插翅膀飞向前方。罗锦文代表全体队员表示了决心：“你放心，我们宁肯战死疆场，不当逃兵，不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回家园。”伍处长当时也很感慨，一边和队员一一握手道别，一边不停地点头说着：“好啊！好啊！”直送同志们到门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