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钟扬经常笑容灿烂。朱彬摄/光明图片
钟扬（左）在野外考察。复旦大学供图
钟扬（左一）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复旦大学供图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
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钟扬53岁的人生已经有如此的厚度：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痛风发作时，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学生采样。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用心培养每一位学生；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他是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他从不考虑眼前利益，头脑里想的就是我能为单位、国家做点什么。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他依然如此，推动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勇于担当，严于律己，是大家眼中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他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
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为社会做事，为时代做事，就是最大的意义。
他还说，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负你的人生。
他的一生是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用生命，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写就最质朴、最绚烂的时代故事。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在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人们称其为“种子方舟”，建立10年间已收集超过100万种种子。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有一座美丽的千年种子库，在那里，植物种子的保存条件是零下20℃，保存时间标准为80年至120年。
在中国云南，从2004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在这里主导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迅速壮大，成为亚洲最大的种子库，跻身世界三大种子库之列。
全世界都在关注种子。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人类未来。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有数据显示，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当2001年钟扬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他感到迫切：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世界科学家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决定行动起来。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有时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