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直隶商州志》载《唐裴晋公祠记》。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年过了正月初五，乡亲们便聚在一起，敲锣鼓，耍狮子，跑竹马，划旱船，开始热闹起来。临近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更是天天晚上走村串乡耍故事。我那时还是小毛孩子，追着耍故事的队伍到处跑，玩得不亦乐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队伍前边总有人打着一个样式很特别的灯，那灯的下面是长1米左右的木头灯把，上面高约60厘米，上大下小截面略呈倒梯形的方形灯笼，纸糊的灯罩两侧写着3个毛笔大字“晋公社”，古朴庄重。后来我才知道，那叫牌灯，是各村耍故事队伍的领队灯、标识灯。但“晋公社”3个字我却始终不明所以，询问村中老人，也只说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具体意思也不知道。
这个谜直到近年我喜好文史之后才解开，在几种民国地图中，龙驹寨对岸的百顷湾靠近江边区域，赫然标着“晋公社”3个字，恰与牌灯上的字样相符，而那里正是笔者的故乡。后来我又查阅了更多资料，知道了百顷湾八保四社的说法，百顷湾在民国时期属商县龙驹寨镇第八保，下有四社，晋公社即其一。
至于为什么叫晋公社？原因很简单。在村外的稻田边上（今丹凤县第三小学院内）曾经有一座晋公祠，乡亲们也叫它晋公庙。民国十三年（1924），省政府曾经派了一位视察员来商县视察，后来他在报告书中这样写道：“初级小学校……第三校，在镇南百顷湾晋公社，教室三间，光线不宜，设置尚称完备，管教亦属合法，学生十六人，经费由该社稞租，年拨钱七十串。”民国后期所修的《续修商县志稿》卷十七《教育志》也曾记有：“龙驹寨镇……第八保国民学校，百顷湾。”这两所学校前后承继，就设在晋公祠中。
这座晋公祠始建于何时？主祀何人？不见于旧志，想来也正常。丹凤旧属商县，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卷十八《祠庙志》编者、陈家村（今丹凤县龙驹寨街道陈家社区）人陈步云按语即指：“县境庙宇之多几近无村不有，择其较著者已属载不胜载。”
在商州城东的商於古道边上，曾经也有一座晋公祠，闻名遐迩。在今存最早的商州旧志康熙《续修商志》卷十《艺文志》中，有一篇由明代正德年间商州举人、曾任陕州知州的任庆云所撰《改建晋公庙碑》文，指“晋公庙，旧在爬楼山麓、州河之隈。创置弗详所始，而庙木云乔，古像俨然。凡遇旱螟，祷无不应。相传晋公为东都留守，泽溥肆被，因祀之理，或然也”，这段话揭开了晋公祠的主祀对象——唐代名臣裴度。
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唐中期政治家、文学家，进士，曾四朝为相，以功封晋国公，世称“裴晋公”。晚年，官终中书令。逝后获赠太傅，谥号“文忠”。后加赠太师，配享宪宗庙廷。裴度官拜将相20余年，辅佐宪宗实现“元和中兴”，《旧唐书》称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威望堪比名将郭子仪。
裴度确曾如任庆云所说担任东都留守，但正史中并无其捕蝗的记录，真正以灭蝗闻名的唐代宰相是姚崇。将裴度附会为驱蝗神灵，并建祠祭祀一事，是商州独有的文化现象。雍正年间《陕西通志》也只是在提到商州城东的裴晋公庙时，沿用了康熙年间《续修商志》中的说法。
乾隆年间《直隶商州志》收录的明代陕西左布政、抚治商雒道、浙江永嘉籍进士王光经所撰《唐裴晋公祠记》更详细记载了祠庙的灵验传说，明嘉靖时，商州蝗灾，州守夏文宪祷于祠下，不数日，蝗尽死，遂移建其祠。万历时，又遇蝗灾，州守王邦俊祷于祠，数日蝗死，屡祷屡应。故而他认为：“御菑捍患，有祷必应。去其螟螣，粒我蒸民，斯不为有功于民乎？生有劳于唐，没有功于商，虽非群望，可祀也已。”此文写于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
乾隆末，湖北钟祥人何树滋在担任雒南（今洛南）知县时，曾作《重修唐裴晋公祠记》。文中提到该县旧有八腊祠，民间称蝗虫庙，他到任后进行了改建，却没人能说清供奉的是哪位神灵？当地一位冀姓乡绅广泛收集民间传闻后告诉他，这座庙原是唐代裴晋公祠，并非八腊祠。当地民间相传，裴晋公曾来商巡视，遭遇蝗灾，他捕捉蝗虫吞食，蝗灾随即平息，百姓于是修建祠堂供奉他。并指商州东龙山今有裴晋公祠，也称蝗虫庙，里面的碑刻记载，明代数次蝗灾，州守祈祷都很灵验。雒南民间的叫法与商州相符，这座庙当是裴晋公祠无疑，提议定名为裴晋公祠。何树滋采纳了这个建议，写下了这篇碑记，并聘这位冀姓乡绅为书院山长。
道光年间，商州曾发生一场与裴晋公祠相关的故事。山东历城举人李肇庆在任陕西潼关厅抚民同知的时候，因功加知府衔。时遇商州大旱，蝗飞蔽天，知州因病无法理政，陕西布政使牛镜堂派李肇庆代理州事。他到任后，即刻张贴告示，安抚流亡百姓，开仓赈贷。亲率僚属勘灾捕蝗，制定奖励政策，每捕一升蝗虫奖钱一千，极大地调动了乡民的积极性，蝗灾逐渐得到控制。他又赴属县督捕，乘肩舆时不慎坠崖受伤，却仍心系蝗灾，担忧蝗虫幼虫孳生复发灾情，晓谕百姓觅掘幼虫送到州署，论斤收购，用的都是他的俸银。故而“是岁，活州民凡数万人，山城赖以无虞”。
李肇庆在商州捕蝗时，曾在斋沐后去裴晋公祠祈祷，含泪自责未能及时弭灾。据其幕僚周乐《二南文集》之《李余堂传》（余堂是李肇庆的号）记载，祈祷之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乌鸦和羽鹰，啄食蝗虫，百姓们认为裴晋公显灵，于是整修祠宇以报。灾后，李肇庆去龙驹寨出差路过裴晋公祠时，入内瞻拜不能起身。恍惚间看见裴晋公笑着说，你实意捕蝗，为民解忧，我已奏请上帝，请你代替我为蝗神。李肇庆忙推辞说，您勋功盖世，宜享这一方供祭，我才德不及您万分之一，承蒙推荐，实不敢当。裴晋公说，上帝已允准，推辞无益，你且先回关中去吧。李肇庆起身登车，见车前有锦伞飘拂，舆夫等也不是自己的胥役，心中暗惊。回来之后，他告诉周乐，怀疑这不是吉兆。此后，李肇庆便一病不起，过了3年多就逝世了，周乐怀疑他莫非是真代替裴晋公作了蝗神。清代济南名士王贤仪在其《家言随记》中也记载了此事，称其“捕蝗暴日露宿，焚文于裴晋公祠，为民乞命，瘁卒。民有成神之传”，为裴晋公祠的传说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
民国六年（1917），湖南湘乡人黄本溥路过商州，行经裴晋公祠时，写下了一首五律，刊发于同年八月的长沙《大公报》上。
裴晋公祠黄岭丹江畔，晋公祠宇新。生能歼蚁贼，没竟号蝗神。四壁山云湿，雨阶草树春。安危资系赖，今古又何人？
作者在诗题后注“在商州城东五里”，在颔联“蝗神”后注“商民祀为蝗神”。这首诗概括了裴度的生平功业与商州民间的特殊祭祀，抒发了对先贤的敬仰与对时局的感慨，自注内容也进一步揭示了商州裴晋公祠的独特文化内涵。
在古代，捕蝗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乾隆十九年（1754），便有某地知县朱馥因捕蝗不力被罢职杖责。商州地处秦岭山区，山地农田易滋生螟蝗，每遇蝗灾则颗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故而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捕蝗和祭祀之事。境内因之建有数座裴晋公祠，笔者故乡百顷湾的晋公祠当属其一。
与全国各地侧重歌颂裴度平淮西、定藩镇武功的晋公祠不同，商州裴晋公祠有着鲜明的乡土底色。本地民众不记其朝堂功业，而尊其护农除蝗的善政，将其奉为护佑农耕的“蝗神”。裴度除蝗虽属附会，尊为“蝗神”更是荒谬，却体现了商州百姓对良吏先贤的感恩之心，也留存着秦岭山地先民崇德报功的精神传统，也就是任庆云碑记中所指的“有功于民则祀之”的朴素情怀。
时至今日，这座古祠虽已不存，却早已融入商州乡土文脉。探寻裴晋公祠的历史，既是对一处消失古迹的回溯，也是对商州千年民间文脉的一次重读。那些被附会的传说，那些虔诚的祭祀，本质上是为官者对民生疾苦的体恤，是为政者对济世安民的担当，是百姓对安居乐业的向往，是对为民解忧者的铭记，这份情怀，穿越千年，依旧在商山丹水间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