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年对深圳、珠海、厦门三地的制度安排，亦是为后来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回归做准备。
今日自贸区的设立仍然对应着港澳台。在第二批获批的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试点中，肖金成分析，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毗邻香港和澳门，在这里设立自贸区便于和香港、澳门对接；福建的厦门和平潭毗邻台湾，厦门有经济特区的基础，近两年平潭实验区也在规划和建设，对台的交流合作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平台。
“广东对应着港澳，福建对应着台湾，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或有可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包括广东、福建、台湾、香港、澳门在内。”林桂军说。
与经济特区的布局不同的是，在自贸区的布局中，多了上海和天津。
上海并没有肩负着像福建那样的两岸合作，也没有肩负着像广东那样的粤港澳合作，“但上海依然是中国的龙头，当然要走在中国的最前头。”张燕生说。
在肖金成看来，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个新区，有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这一基础条件；同时，北方也需要一个自贸区来引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
在过去的35年里，天津没有像上海和深圳那样成为一个明星区域，但林桂军认为，天津应该成为明星，因为它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他看好天津在现代制造业方面的潜力。“如果我们打造产业升级，发展高端的制造业，天津是一个比较好的板块。”
至此，自贸区的分布覆盖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东部沿海以及北部沿海，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格局。
使命不同——
经济特区：“与国际惯例接轨”；
自贸区：新常态下主动应对全球化竞争
四大经济特区是在开放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设立的，当时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量在全世界都不算领先。1978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十；1980年，中国GDP占全世界1.72%，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的0.93%。
那是四大经济特区起步的基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经济特区开始先行先试。
彼时，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四大经济特区，以特事特办的方式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进行改革，来尝试一些与国际相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是当时经济特区的主要任务。
“当初的经济特区是处于被动吸纳地位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试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总结说。
此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高速但粗放的增长。如今，那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旧常态”。
当下的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无论是贸易总量还是GDP总量在全世界占比都早已突破10%大关。中国经济也正式宣布进入“新常态”。
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自由贸易区也开始先行先试。
张燕生说，自由贸易区所要面对的是“新常态”下进行的新一轮体制创新的先行先试。“新常态”之下，是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标准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