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春。
与往年同样明媚的阳光下，“购盐潮”背后所体现的日本核泄漏事故印记，悄然加在这座千年古都之上。3月17日，曾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开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老先生，在武警总医院住院部接受了《环球财经》专访。何老腰椎有疾，不日后将接受一个较大的手术。也因此，何老此前推掉了其他一些媒体的专访请求。
就在一天前，3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立即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立即停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等。会议要求继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控和重点区域监测。
见面远比想象中轻松，耄耋之年的老者对于前一天中央做出的决定表示了高度的认同。《环球财经》杂志社副社长彭晓光与何老的对话也从这里正式开始。
技术难度制约发展空间
彭晓光：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危险等级不断提升，这一事件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核能发展的关注，各方面都在对此进行评估。我们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何祚庥：我不完全是专家。我们这代人都有一个传统的梦想，将来中国的能源问题能够通过核能得到最终解决。现在的核工作者还抱着这样的理想，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并不是我对核能不忠，而是我个人认为难度较大，这种难度不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成本上。
发展核能，是我国两代科学家传统的梦想，但梦想与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除了技术和成本，还要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资源问题。在发改委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出一个材料，我说我国应该发展可再生能源，理由是核能资源不够，当时有一个数据表明，以中国的资源发展核能，一共只能够25座标准核电站(100万千瓦)运行40年。去年年底，我国在快堆后处理技术上取得突破后，媒体曾报道说“由于快堆技术的成功，我国的核资源可支撑年限将从60年延长到3000年”。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它没有说明是多少千瓦的核电站运行3000年。
与世界核工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还有很大距离。我们现在是世界第八位，印度是世界第七位，排名只相差一位，但实际差距有多大呢？我这里有个材料，据《中国核工业报》2011年3月2日报道，印度的实验快堆1985年实现临界，中国实验快堆2010年才实现临界，差了25年；印度于2004年开始建造的50万千瓦电功率原型快堆将于2012年建成，我们国家正在建设试验快堆只有25兆瓦，约是印度的二十分之一，且可能在今年建成，而我国拟自主设计的示范快堆项目尚未立项；印度已拥有3座小型热堆乏燃料后处理厂，我国的第一座大型热堆乏燃料后处理厂尚在拟议之中；印度于2005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快堆乏燃料的水法后处理热实验，我国快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研究刚刚起步；印度具备了快堆MOX燃料制造能力，并可为即将建成的原型快堆提供燃料，我国尚未掌握快堆MOX燃料制造技术；印度自主建成了3座高放废液玻璃固化厂，我国尚不具备玻璃固化厂的建设能力，目前依赖进口。
核能受到推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其被认为是清洁能源。核能也可以说是清洁能源，但是如果放射性产物得不到妥善处理，就成了危害极大的污染能源。全世界过去的核电站成本都很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核电站一度做到1度电4厘钱。那时候觉得核电前途一片光明。成本如此之低的原因是那时没有重视安全问题。美国三哩岛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出来以后，大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要确保安全。
方法之一是设计上进行改进。过去不确保安全是为了省钱，因此确保安全的必要条件是多投钱。首先要保证核反应堆的设计安全，再者是外墙的抗震能力。应该说日本人在设计核电站时是考虑到了这个安全的。日本建筑的抗震结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技术领先的，因此这次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不能怪日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9级地震确实是太大了。在安全问题上，不给钱是做不到的。我们的高层建筑结构水平与日本在技术上还存在差距。因此中央最近重新审视对核电工业的发展，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从安全角度和成本角度都应该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