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宽松政策实际上受到多重限制，在几年内都难以出现巨大的宽松政策。
首先，巴塞尔协议对中国金融业有限制。巴塞尔协议从II到III，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要翻倍，对银行融资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每年是8%以上，利率是6%，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货币增长每年必定是百分之十几。在货币不断增长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提高，再融资压力空前。
现在中国M2大约80万亿，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大约8000亿资金，与银行业总利润相当，如果每年再增加10万亿货币风险资产，就要再融资超过万亿元。在这样的压力下，央行有很大动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的金融衍生，降低货币乘数来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使得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高要求。
其次，中国宽松降息，将降低银行业政策性利润。因为银行大部分存款为活期，降息实际上降低了银行存贷息差。未来一旦中国经济下滑，银行坏账增加，降息以后银行业出现全面亏损的可能性很大，将直接影响人民币海外信誉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对美联储的不断宽松，我们忽视了美国在此之前的紧缩政策。美国定量宽松政策之前，美联储给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付利息，银行把大量的资金存入美联储吃利息而不是到市场中放贷，美联储的准备金存款一度达到12000亿美元左右，对于原来7万多亿的美元广义货币M2来说，客观上等于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17%以上。同时，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债务上限最少提高了接近三万亿美元，这些债券也要从市场中吸纳资金。
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从市场上回收了大量的流动性，这样在危机开始后美国才有一定通缩压力现象。这样大规模收回流动性必然会造成流动性不均衡，因此就有了量化宽松来定向购买债券资产，通过量化宽松使得美国的流动性均衡起来。
中国四万亿救市后续的投资和融资非常巨大。要保持总量稳定和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在其他方面必定有所紧缩。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海外不断宽松下，会有大量外来流动性进来，造成外汇占款性的被迫货币发行和宽松，也限制了中国其他方面的宽松政策。
因此，在中国银行业没有最终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之前，在世界危机没有稳定之前，中国不具备长期宽松的条件。（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