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的FDI流入回弹至390亿美元，尽管当地的政治风险和障碍需要解决，不过采掘业并购的兴起推动了南亚地区FDI的流入。西亚地区依旧受到区域和全球性危机以及2011年该地区动荡局势的影响，FDI流入量连续第三年下降，2011年仅为490亿美元。
由南美的FDI增长驱动，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外资增长了16%，至2170亿美元。本地区最大的东道国巴西的FDI流入量达到667亿美元。该区域的部分国家日益注重产业政策的运用，并通过提高关税等政策手段鼓励本地生产。此类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并导致所谓“壁垒跳跃”（barrier-hopping）型的FDI流入。
对于东南欧的转型经济体，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和格鲁吉亚，经过两年的停滞之后其FDI有所复苏，达920亿美元，大部分由跨国并购交易组成。在东南欧，由颇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和自由进入欧盟市场推动，其制造业FDI增加。
独联体国家中，资源型经济继续从自然资源寻求型FDI中获益。俄罗斯联邦继续占据该地区FDI流入的最大份额，其FDI流入增长到历史第三高的水平。
2012年，欧元区危机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复苏的脆弱性将对发达地区FDI的复苏形成严峻考验。
并购数据表明，与2011年同期相比，发生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跨国并购在2012年前3个月下降了45％。绿地项目的发布数据显示了相同的趋势（下降24％）。虽然2012年贸发会议的预测表明北美FDI流入保持稳定，欧洲FDI流入温和增长，但这些预测仍存在相当的下行风险。
投资政策双向调整
各国的投资政策呈双向调整趋势：一方面，大多数国家仍继续开放并促进各行业的外国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的监管与限制措施也进一步出台，其中包含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更多国家调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政策领域：（1）通过引入新的进入壁垒或强化甄别程序（如农业、医药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政策进行调整；（2）针对采掘业，制定更多监管政策，包括国有化程度要求；征用或撤资要求；提高企业所得税率、特许使用费以及合同重新谈判的成本。
该两项政策都是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2011～2012年，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很多国家采取了更重要的措施。鉴于国内的高失业率，引发一系列担忧，即FDI流出可能会导致就业出口，削弱国内工业基础。其他政策目标包括诸如外汇汇率稳定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等。已经付诸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FDI流出限制以及外商投资遣返激励两方面。
国际投资决策不断变化。每年新增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数目持续减少，区域投资决策则在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投资决策中一大重要因素。许多有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设想涌现，但尚未付诸实践。
截至2011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包括3164项协定，其中2833项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331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涵盖投资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协定。2012《世界投资报告》主要国际投资协定中将不再包含双重征税协定）。
2011年共计签署47项国际投资协定（33项双边投资协定和14项其他协定），与2010年的69项相比，传统投资协定的签署继续失去动力。造成该种现象，原因在于：（1）逐步转向区域性协定的制定；（2）国际投资协定越发饱受争议并具有政治敏感性。
虽然，数量方面，双边协定仍占主导地位；然而，经济意义上，区域主义日益重要。这种转变能巩固和统一投资规则，表明迈出了多边主义的第一步，新协定无需淘汰旧条约，旧条约亦不能代替新协定。区域化将增加协定层，而并非导致协定简化和趋同，促使国际投资协定网络更加复杂以及倾向于重叠和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