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军
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的对云南4个州市车辆超限治理工作专项审计调查显示，超限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数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在处罚中，不少地区未严格按规定标准执行，各地处罚金额均低于处罚标准，且处罚金额不一，影响了治超执法的公信力。（7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云南审计厅治超审计专项调查得出的这一结论，显然跟大家的直觉或者想象落差过大，不少人特别是运输业主想必都可能会诘问，治超罚款真的普遍低于处罚标准吗？
从不时曝光的执法案例来看，社会普遍反应处罚不是偏低而是偏高了。个别地方或明或暗“发明”、“创新”的罚款“月票”、“年票”以及罚款不给票，不仅是以罚代法、创收执法和以罚代治、以罚代养的问题，而且暴露出处罚金额低于处罚标准的“秘密”，许多实际发生的罚款，未纳入统计，被执法部门给截留使用了。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境内管护的110公里公路，执法的人员竟高达200人，相当于两个人管一公里，财政无法承担全部费用，自然只能是靠路吃路、上路罚款。虽是极端个案却很有代表性，执法人员“超载”、创收冲动“超载”，执法的重心难免会从“养路”转向“养人”，从“治超”转向“逼超”，进而陷入越治越超、道路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的怪圈。
云南审计出的“治超”问题，提示我们，要对执法队伍规模、执法经费来源、执法人员福利、罚款专项管理应用等做出切实规范，从治理执法乱象入手加大治超的力度，既降低公路养护对罚款的依赖，又确保公路治超执法罚款更多地用于公路养护；既杜绝以路养人现象的发生，又减轻运输业主负担，弱化超载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