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曾经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尽管这种说法对普罗大众有失公允，但它无疑指出了英雄式伟人在一些重要历史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李光耀，在新加坡历史上便是这样一种决定性的存在。
新加坡的“发家史”与李光耀的“个人史”密不可分。在执政新加坡的31年(1959-1990)，李光耀把新加坡这个缺乏资源禀赋的弹丸之地，送入发达国家之列，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
世界银行[微博]数据显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只有2530美元，这一数字在1990年李光耀辞任总理时已上升至16554美元；2013年，更是上涨至36898美元，接近1960年的15倍，位列全球第九位，超过了美国以及曾经作为其殖民者的英国。
这样的高速发展是以李光耀的“柔性独裁主义”(SoftAuthoritarianism)为基础的。尽管新加坡在形式上实行自由结社与代议制民主，但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自1959年以来的每一次议会选举，反对派遭到强力打压。李光耀政府利用改变选举规则来降低反对党获得投票的可能性，并用诽谤罪控告反对党候选人。
另外，李光耀的裙带政治也广受诟病，与李光耀相关的少数人占有着新加坡的大多数权力，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为李光耀的长子，而李光耀的二儿子及其妻子也在新加坡政府机构和国企中担任要职。
在李光耀的柔性独裁主义下，媒体受到严格管制，不敢随意批评政府，外媒如果批评新加坡政府将面临被驱逐的危险。而严刑峻法也几乎涵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贩毒可以被判处死刑，即便嚼口香糖也被判非法。
有人批评这样的政治体制称否定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这种高效率、低成本的“专制”，正是李光耀的执政哲学。他并不相信民主以及平等，他崇尚精英社会，他创造的“新加坡模式”实际上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KumarSen)1988年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李光耀命题”，即自由和权利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虽然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是否合理仍存争议，但新加坡经济上的成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光耀命题”的正确。
民众对于李光耀的支持表明，他在经济上给予国民的满足暂缓了人们对民主的需求。对于“柔性独裁主义”的说法，李光耀曾这样回应：“独裁意味着你的政策没能获得人们的赞许。而我的政策每四到五年就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从不低于60%，我不认为我是任何意义上的独裁。”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萨菲尔曾评论到，李光耀是“世界上最聪明，同时也是最得人心的专制者”。因为他英明而正确的“专制”，为其大刀阔斧地实行经济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1965年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的时候，新加坡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建国初始，李光耀便意识到，对于缺乏资源禀赋的新加坡来说，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吸引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资本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彻底拒绝了传统经济学家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即认为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又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消费品是经济侵略的看法。他说：“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随着跨国公司的进驻，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李光耀还高瞻远瞩地将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其发展目标，大力扶持金融市场。新加坡建国后，政府通过提供税收、管理上的种种优惠，鼓励金融发展，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吸引跨国金融机构。新加坡早在1968年便建立了亚洲美元市场，开始走上金融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新加坡还借鉴外国经验不断改革和完善其金融制度。根据2014年9月颁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新加坡如今已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和香港。
在李光耀金融改革的路上，谨慎与创新并行。在很长时间里，李光耀都坚持对金融行业采取了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以赢得国外银行家对新加坡的信任，而非积极引进各种创新金融产品，以求激进的发展。李光耀说：“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当时新加坡设立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货币发行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分别执行金融监管、货币发行和管理外汇储备的职能，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有效地促进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但也有一些批评者曾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逐渐意识到新加坡金融市场相对于国际市场的落后，于是开始推动进一步的改革。1998年，在李光耀的支持下，金融管理局进行了改组，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赋予了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权利，进一步开放国内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放宽监管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新加坡的金融发展，使其适应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经济腾飞路》“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总结道：“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事实上，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所建立的强大金融体制的确经受住了1987年、1997年甚至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
被誉为国有资本运营典范的“淡马锡模式”，也是李光耀的杰作之一。197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建立淡马锡公司，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政联企业(与政府关联的公司)资本的国家资产，以“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
淡马锡对于政联企业的监管，不仅促进这些公司快速发展，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顾清扬副教授还认为，国有资产增值后利润的回报丰富了政府财政收入，解决了新加坡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降低了企业税率，为新加坡创造了一个亲商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投资和促进本国企业扩大再生产，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循环模式。
另外，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是李光耀留下的宝贵遗产。该制度创建于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最初仅仅限于为雇员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强制储蓄计划，后来由李光耀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包括养老、医疗与住房等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强制储蓄与投资，账户上的钱是可以继承的，因此该制度本质上是强制每个人为自己(及直系亲属)负责。同时，新加坡曾多次降低遗产税，2008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遗产税。这样的中央公积金以及遗产税制度，使社会有了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基本动力。
通过这些制度，政府试图传递的信息是，要依赖自己和家庭的力量，而非政府。而如果你陷入贫穷，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李光耀是西方福利制度的反对者，在新加坡，福利并不是一个好词。政府尽管也有一些针对有需要者的援助计划，但这些计划规模非常小并要求严格，比如被裁员工不会有救济金，不过他们会被纳入培训计划等。
李光耀其他的经济政策还包括创建廉洁高效的政府、限制工会特权以及工人工资的上涨，以保证资本回报率，鼓励企业发展等等。这些“精心算计”的举措都是保证“李光耀命题”正确的前提条件。
关于这些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复制性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但对于新加坡来说，李光耀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带领新加坡人民走向现代化，同时也定义了新加坡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NicholasKristof对其的评价：“其他领导人也重新塑造了他们的国家，比如土耳其的KemalAtaturk，俄罗斯的列宁，中国的邓小平，但没有一个人在其人民身上留下了比李光耀更深的足迹。”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了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李光耀，新加坡的政治能否制度化；如果既失去了“英雄”的庇护，又没有更普适的政治制度作为依托，新加坡经济的未来会驶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