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竞合与博弈，可能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世界贸易规则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15年会”的贸易分论坛上，虽然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以支持多边贸易格局的内容作为发言伊始，但最终讨论的进展，依然落在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上。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介绍广受关注的亚投行进展时，也谈及筹建过程中已经对美国做了详细的解释与沟通。
《第一财经日报》已从多重权威渠道了解到，由于担心影响谈判规则走向，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加入TPP谈判。同时，公开消息显示，美国也并未表态，要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始成员。
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谈判进展深陷困难时，中美如何在风起云涌的区域和诸边区域谈判领域竞争与合作，并促进公平自由贸易发展，讨论显然没有就此结束。
中美BIT谈判很重要
去年，本报记者专访的三名以上TPP成员贸易部长均发出了明确信息，不希望中国加入TPP谈判，希望制定好规则后再让中国加入。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以后处于不利地位的奥巴马政府没法获得足够授权，推进其主导的所有的贸易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如何应对?
王受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实际上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有很多对话机制，而且当前还正在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就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
在王受文看来，关于中国和TPP的关系，其实可以换一个视角。在TPP中，有12个成员，其中有8个和中国已经有贸易协定的安排。“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关系”他说，“我们密切关注TPP谈判的进展，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协定”。
他补充说，此外，中国也在参加其他的贸易谈判。比如去年，中国非常成功地结束了中韩自贸区的谈判以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现在还在进行的区域贸易的谈判并不是相互竞争的，或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王受文说道。
邦吉公司首席执行官索恩·施罗德则从贸易跨国公司角度表示，很多区域贸易的协定对于WTO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是一个更快且实际的方式。因为WTO的谈判经常耗时较长，要达成一个协议，要把所有的问题全都统一起来才行。所以，这种区域的协定实际上是更加实际的方式，促使跨境的贸易、货物的流通更加流畅。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梅林德则对本报记者说，WTO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WTO可能不是最有效、最快的方式，但是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何解决不同规则之间带来的市场准入不兼容问题，需要协商与包容。
“我并不是代表美国来发表这个观点，但是中美在BIT的双边谈判中，实际上是有机会可以设定一个契机解决一系列问题，让中国能够进一步融入到TPP或者其他的一些协定中。中国也支持服贸协议，但是现在并不是成员。”他说。
提高创新能力应对挑战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相当强大的竞争力，但与硬邦邦的设施相比，与会者认为，中国还需要提升更体现创新能力的软实力。
正如金立群介绍，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可谓一呼百应。他说，目前包括印度、印尼、新西兰等域内创始成员国已有27个，域外国家参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不久前英国率先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将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当中的第一个西方大国，随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国家也都提出申请，正在履行相关程序，到本月底也就是申请成为创始国的截止日期，最终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会超过35个。
梅林德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通过制定实质的工作表，建设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带动了中国资本和技术的输出。不仅让周边那些长期游离于当前贸易体系的欠发达国家能够纳入到全球贸易体系，分享贸易增长的成果，一个更为强大、一体化的亚洲，也会让中国更加强大，成为与美国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筹码。
但剑桥大学教授彼德·诺兰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建立实体的港口、机场等建筑物，更重要的是这些硬体设施当中的软体。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公路横跨中亚是一方面，但是哪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在其中运转呢？建立机场是一部分，但是哪些公司能够提供安全的航空服务让人们以及货物能够在这些公路上进进出出呢？
他分析道，中国国有企业成功的主要基础是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繁荣和扩张。由于来自国际公司的竞争程度相对有限，中国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承建基础设施，与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在这些市场上与领先的全球企业的竞争也很有限。中国国有企业占有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的份额很小，包括与基础设施领域密切相关的产品。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国内基础设施扩建的增速相比近年来可能有所放缓，这将使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大压力，去国际上开展竞争。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与全球企业的竞争程度很有可能也会加剧。因此，提高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已经成为比过去更加迫切的议题。
“这些都是中国国有企业所要面临的问题。”他说，“如果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中国国有企业不能成功面对这个挑战，甚至包括中国本土在内的全球庞大的市场，都将被现有的那些领先全球的企业夺走，这些企业的发家地和总部几乎都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从历史角度看，诺兰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体制改革，有一些实验性的改变是由政府和企业来逐步进行的，而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同时进行、互为依存、互相强化。经过30年的改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强大的国有企业，有80多家跻身于全球财富500强之列，中国的产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了非凡成功。
诺兰认为，随着旨在促进创新的混合所有制系统的扩大，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现在由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高科技产品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不仅仅是中国，印度、巴西也是这样的情况。在全球研发之初，最大的2000强企业（近2000种排名中位于前100位的企业），占总支出的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整合度，在100强公司中只有5家来自发展中国家，100强技术公司中只有57家来自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非常重要，将极大地促进支持全球贸易。美国企业占近2000强企业在高技术研发总支出的一半以上。
此外，他认为，不论基础设施方面的协定，还是全球贸易协定，开放以及透明的招标过程非常重要。比如英国刚刚宣布将加入亚投行，前提就是要保证招标过程是透明和公平的。这就意味着，不能青睐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这对于中国的创新来说都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