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倡议下将要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最早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性尝试逐步成为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事件。
它本来是一个愿意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多边开发机构，意在打破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体短缺的僵局。随着最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加入，它正在逐步变成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亚洲开发银行三足鼎立的多边合作机制。
中国积极推动亚投行的建立，一方面自然是为亚洲区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以加快该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本身也从中受益颇多，具体可能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于这些好处，我们不必讳言，毕竟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不是“慈善活动”）：
首先，亚投行是中国建立国际金融新格局的尝试，旨在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其现在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早已不匹配。但是，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存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十分艰难，因此“另起炉灶”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个“曲线救国”的好办法。
其次，在亚投行的资金支持下，中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增加中国技术与设备的输出，并且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完成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形成统一市场，中国不仅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机会增多，亦可以向劳动力廉价、资源丰富的国家转移一些需要淘汰的成熟产业。
第三，亚投行可以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问题。中国超额的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个负担。出于保值、增值的考虑，中国外汇大多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然而，中国不但没能借此对美国施加任何影响，反而染上了国债“毒瘾”。而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种软实力，对资金需求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一直通过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出外交政策。同时，虽然这种投资周期长，风险大，但极具吸引力的高回报率能有效提高中国闲置资金的利用率。
第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上世纪50年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外提供大规模援助和贷款，成功实现了美元的国际化。中国也可以借鉴此经验，利用亚投行的投资业务带动人民币走出去，促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增加亚洲国家对人民币储备的需求。
美国认为亚投行将削弱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而且对中国主导的这一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环境标准、公平竞争以及贷款规则方面的透明度与治理水平能否达到国际水准表示质疑。美国这么做的根本动因应该是为了巩固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霸权地位而唱衰中国。亚投行的建立，必然会降低亚洲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度，而众所周知，“谁控制了资金，谁就控制了一国发展”，因此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削弱也可能会对其重返亚太、推进其“再平衡”战略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出乎美国意料的是，其盟友（先有英、法、德、意等欧盟成员国，而后是韩国）纷纷加入亚投行。截至3月28日，已有39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世界银行行长更是直接与美国政府唱反调，表示支持亚投行并希望与其合作。在这种境况下，不难想象美国的尴尬和窘迫。
与此同时，外国媒体的态度也很微妙。西方众多主流媒体，如《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彭博》和《卫报》均认为美国在亚投行一事上越来越被动。完全没有了以往指责中国的气势。中国此次亚投行的举措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支持，原因可能如下：
其一，基础设施投资往往被认作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而亚洲落后的基础设施成为其发展的严重桎梏，但无论是世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的资金需求。美国虽然享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却一直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因此，亚投行的设立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利好，对发达国家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可以扩大跨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其二，亚投行或可倒逼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过度金融化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危险性，但改革的步伐非常缓慢，据报道目前全球海量资金依然在金融领域流转。亚投行等区域金融机构的兴起，多少能激发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逼迫其不得不改革，例如世行和亚行最近都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计划，世行将要减员增效，亚行则许诺简化流程。就算亚投行不能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资金流入基础设施行业而非债券领域，也可以防止引发全球债券泡沫经济。
其三，在亚投行成立之初便加入，可以参与制定其运作规则，确保其公平性和透明度。许多外媒认为，通过加入亚投行而对其规则和运营、以及中国的行为进行监督，要比站在一边说风凉话有效实际的多，这也是英国等国家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初衷之一。而且，中国截至目前的一系列姿态，如声明中国不存在一票否决权（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都让许多国家“安心”了不少。
无疑，亚投行的前途很光明，但需要解决的难题也不少。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亚投行的性质和定位。对于风险较大的项目，该如何平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双赢，这可能也是摆在各成员国（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面前的另一大难题。其次，为了确保项目的成功，亚投行也必须制定一套完整的规则，明确项目尽职调查、施工方招标、设备采购等方面的要求。对此，有人建议借鉴世行的经验，但据我所知，世行的前期调研耗时非常久，而且贷款条件也非常严苛，因此亚投行在制定规则时应注意项目质量和效率的平衡。再有，国际工程项目的通行惯例是融资方不对项目的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督，毕竟对项目进行考察，必然增加成本，因此亚投行需要考虑是否要保留对工程的监督权。
从战略上讲，亚投行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未来一旦发现其存在任何治理、腐败等问题，都可能会对中国谋求大国地位产生灾难性影响。因此，中国应积极与其他国际或区域性金融机构协商和沟通，充分借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验，以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中国也应学习如何掌握亚投行带来的“软实力”，做到在承担大国责任和领导地位的同时，不引起资金需求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