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身为男性，60岁可退休；如果是女“工人”，50岁可退休，如果是女“干部”，55岁退休；如果是“农民”，则不分男女，均可在60岁开始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险金；如果是省部级领导，退休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则是60岁，这条线还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略作调整，但至今仍在沿用的1982年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中，并没有明确国家级领导人的退休年龄。
不过，七年之后，对于普通工作人群而言，上述退休年龄线将向后延长，曾经明确的答案如今有了变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正式表态称，希望能在今年之内，把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案制定出来；明年报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修改完善；到后年正式出台完整方案，并在至少五年之后开始实施。
尹蔚民同时透露的“小步徐趋、渐进到位”“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达到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也让延迟退休实施的官方路径图初露端倪。
这一明显是相当谨慎的表态，终于给政府曾经讳莫如深、深怕只言片语便能引来巨大民意反弹的退休政策，击发了起跑的信号枪；也使中国退休养老制度并轨的顶层设计工程，搬起了又一块沉甸甸的拼图。
在延迟退休政策亮起绿灯之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已经走到了人口红利削减、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增速放缓，养老财源收入增速落后于给付增速等多项因素夹击的十字路口。自2013年末起，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的新方案就提上议事日程。统账结合制度转型、养老并轨、延迟退休等都属核心议题。
延迟退休政策是否真的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刻？它又将如何与社保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等其他政策板块相互牵动？身处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又会各自以什么样的境遇，步入被延迟退休的人生？
延迟退休曾经很遥远。“提前退休”“内退”等概念，一度是流行语。在退休年龄仍然参差不齐的今天，在决策者的话语中，老龄化的压力、抚养比的快速提升，才是延迟退休政策终于走上前台的主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许多地方采取了鼓励提前退休的方式分流冗员、降低成本，一批在45岁至49岁间便退休的国企职工人口涌现。根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的调查，有些城市的提前退休比例甚至达到三成。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称，在中国目前已经领取退休待遇的8000万企业退休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4岁。
此外，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逐渐建立，拥有不同职业、归属于不同性质单位者的养老之路，逐渐分出了四条轨道，分别适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
至2014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后总计覆盖8.3亿人。201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着手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并轨。
四轨整并为两轨的方向已然明确。但退休年龄并不统一，养老负担日渐沉重，这仍是严峻的现实。根据人社部官方数据，目前中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即以三个在职工作者的缴纳，支应一个退休者的给付所需；但到2020年，此一比例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更将下滑到1.3∶1。延迟退休年龄之议，于焉浮出台面。
早在2001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单位所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就指出，中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就能使养老统筹基金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相当于为养老统筹基金缩减200亿元的缺口。还有学者测算，若退休年龄每提高1%，则基金缺口便能缩小1.949%；若将退休年龄提高五年，则基金缺口将缩小22.69%。根据官方数据，2013年各级政府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助达到了2814亿元，占保险基金总收入的13.5%。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官方对于何时该打出延迟退休这张牌，始终慎之又慎。2005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之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即出面表示，该项文件并未对退休年龄进行调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执行现行退休年龄，控制提前退休”。
2010年9月，在中国政府首次就人力资源问题专门进行阐述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时任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说，“目前，我们对退休年龄的问题还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此一表态，立即激起公众对于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出台的猜想。
伴随猜想的，还有当时充斥网上的舆论反弹声浪。在一份有20万网民参加的“你支持推迟退休年龄吗”的网上民意调查中，共有92%的网民投下了反对票。不到一周，人社部再度通过官媒表态，澄清延迟退休只是一些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的议题，“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舆论才渐趋平息。
但同样就在2010年9月底，上海则率先宣布试行“柔性延退”方案。根据上海市人社局公布的《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凡男性不超过65岁、女性不超过60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符合“企业工作需要、本人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等条件的企业职工，只要经本人提出申请、与企业协商达成一致，便能自愿办理“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
这一委婉的表述，替代了敏感的“延迟退休年龄”提法，但实际上已突破建国以来对退休年龄的法定限制，并把过去作为一种优遇，仅针对高级专家、教授、研究员等高级别人才开放的暂缓退休政策，适用于更广泛的民间职工。
根据方案精神，在柔性延迟退休期间，各类仍然健康的中高龄人才不但能继续在职场上发挥作用，还可领取相对较高的在职收入，并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年份，为退休之后积累更高的养老待遇水平。
上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线索并不模糊。早在2009年底，上海市年逾60岁的老年人口便已占全市人口的22.5%，远高于全国12.5%的平均水平；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1.73岁，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岁。这一座在1979年、比全国提前2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从2009年起，每年都得向养老保险基金投入超过百亿元的拨款。在全国养老保险抚养比仍约为3∶1的当下，上海已攀升到1.7∶1的严峻境地。还有学者测算，到2020年，上海的养老金缺口可能将达到830亿元，相当于当地全年财政收入的10%。
然而，在上海推出“柔性延退”试行方案后，民间反应寂寥。从2010年到2012年间，在上海300多万名退休职工中，申请“柔性延退”的职工人数仅有数千人，比例不到1/300；原定要从企业单位向事业单位推广的扩大试行方案，迄今亦无下文。究其原因，身处基层岗位、收入相对较低的普通职工，由于工作环境不佳、任务繁重，若多缴一年的保费、少拿12个月的退休待遇，动力显然不足。
至于收入较高、工作内容和体力负荷相对无关的管理层或专业技术人员，如愿继续劳动，则可选择按时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再由企业返聘，领取双份收入。
上海“柔性延退”遇冷，并未影响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在中央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延迟退休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位置。
2012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同年6月，人社部在回复网民意见时进一步表态，指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并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