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为房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虽然有的工友的月结余比例比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盖房，就立刻进入负债状况。”
吕途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是一种“加和为零”的游戏：“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城镇化在大步推进，在农村盖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镇上买房的人又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想在县上买，却已经买不起了，一辈子辛苦挣钱，就是为了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后”青年打工者告诉记者，传统上，买房子是为养老，但是，因为自己的子女将来必定不会在老家谋生，等老了以后，也许仍会面临“无法养老”的问题。
对于回老家之后的生活，苏浩民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如果40岁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点别的事做；如果50岁才回去，就打算学一门手艺，用手艺谋生吧。”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
吕途认识一位“90后”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他在网上申请摇号，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
吕途曾去过他家里参观：“印象很不错，约30平方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原本就装修好的，他自己买了家具、装了木地板，花了2万多元。”
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问他：‘将来是否会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说：‘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吕途回忆。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当今青年一代在网络上宣泄“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f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