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没有前来参加欢迎会，贾平凹感到很遗憾。在美期间全程陪同贾平凹的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觉察到了这一点，问贾平凹想不想见见刘宾雁?贾平凹说当然想见。聂华苓说那就由她来具体安排，随后就给刘宾雁打了电话，说是贾平凹很想见他。刘宾雁很高兴，说他也很想见贾平凹。为了避开其他中国人视线，贾平凹与聂华苓商定第二天早上8时整，在他们住宿的饭店聂华苓房间见面。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贾平凹头天晚上对翻译说：这几天活动紧张有点累了，咱们明天早上睡个懒觉，9点钟再出发;起床后各人收拾一下东西，8时半在下边集中。翻译说好。因为翻译每天一早一晚总是打电话、敲门，贾平凹怕到时候找不见他引起怀疑。第二天早上，贾平凹7点不到就起了床，洗漱后悄悄去了聂华苓房间，直等到8时　　10分还不见刘宾雁来。刘宾雁住的地方离纽约市区开车要走两个多小时。原定8时10分华文报纸记者采访贾平凹，贾平凹又怕记者来了四处找他惊动翻译，很着急。聂华苓打电话到刘宾雁家，刘宾雁夫人朱琳说老刘早就走了，一定是路上堵了车。这时候翻译果然打电话到贾平凹房间，韩俊芳说平凹还没有起床，翻译说那就好，让多睡一会儿。韩俊芳赶紧打电话过来，告诉给了贾平凹。

　　8时20分，刘宾雁终于来了，见了面好一阵激动，握手，拥抱。可是只片刻时间，刘宾雁便说：“咱们不说废话，我很想知道国内的真实情况。”接着，刘宾雁就问城市怎么样，农村怎么样，工厂怎么样，大学里怎么样等等。贾平凹并非不愿对刘宾雁讲实话，而是一向没有深刻地研究这些问题，不能一一回答得令刘宾雁满意。刘宾雁告诉贾平凹，他目前正在搞研究，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各类问题的论述观点，为中国党下一步继续革命寻找出路做好准备等等。

　　贾平凹对我讲，逃亡到美国的人大致分三种。一种是吃喝玩乐，搞绿卡，做生意，早已不搞什么革命了，如吾尔开希等;一种是搞纯学术研究，不谈政治，象刘再复。贾平凹说他在美国也见过刘再复，刘只谈艺术，谈文学;再一种就是刘宾雁这种人，似乎是职业革命家。美国人讲，只有刘宾雁最痛苦，信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而共产党又不买他的账。刘宾雁讲他这年五六月份曾准备回国，已经走到香港，结果发生了苏联正在解体那种事，他又返回美国去了。刘宾雁苦于不了解国内实际情况，很想回到国内到实际中走一走。王震曾让广州军区司令员捎话给刘宾雁，说他如果愿意回来一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刘宾雁知道回来后即使进不了监狱，也有人秘密跟踪，他不怕这个。后来别人告诉他，王震的话靠不住，到时候翻脸不认账，你能把他怎么样?于是，刘宾雁也就没敢回到国内来。

　　贾平凹和刘宾雁大约谈了不到几分钟的话，韩俊芳又打来电话，说翻译要到房间来看他们收拾好没有，要贾平凹赶快回房间去。贾平凹只好说那我马上下来，韩俊芳说她是不是也能见见刘宾雁?贾平凹问刘宾雁，刘宾雁说当然可以，我再和尊夫人谈谈。贾平凹匆匆结束　　了跟刘宾雁谈话回到房间，韩俊芳又上楼来见了刘宾雁。刘宾雁还是闲话少叙，问农村怎么样，城市怎么样，工厂怎么样?韩俊芳很原则地说了说，农民生活过好了，很满意;国营工厂还可以，乡镇企业不怎么好等等。8时半楼下有人喊集中，韩俊芳就告别了刘宾雁回房间去了。

　　贾平凹的病时好时坏，一直患了十多年，朋友们也为他担心了十多年。他不是那种没有知识的茫然无知者，心里对自己的病很清楚，那个“十五年”的魔瘴阴影始始终笼罩在心头。我们在一起时最忌讳谈到病，有时大家兴致极高地一块儿玩，来个人关心地问他的病咋样，气氛立时就变得抑郁起来。因此，每过一段时间提起治病情况，我也只是简单地问：“咋样?”他也极简单地回答：“还有一个。”或者：“都转阴了。”指的是“十”号。他在散文《人病》中写的诸多尴尬和不愉快，在我们交往中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