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直住到1989年5月中旬，并非孙见喜书中所写：“4月上旬，平凹强烈要求出院，至此，结束了这一阶段180余天的病床生活。”我清楚地记得，这年4月22日，在陕西省政府西门发生了有名的“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而后省政府门前新城广场上就没有安宁过。5月l7日，西安地区高等院校数万名学生和教师走上街头游行，而后来到新城广场静坐，陆续又有上千名学生宣布绝食。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傍晚时分，我和贾平凹　　就从医院住院病房走出来，步行至新城广场，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绕着静座绝食的学生转来转去，贾平凹问我里边有没有你们作家班同学?我说不知道，因为我每天下午去学校时游行的同学都走了。我们在静坐绝食的学生中仔细搜寻了一番，没有看到认识的面孔。连续好多天我们都去看，虽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但却对同学们的爱国精神表示了欣赏和鼓励，丝毫没有任何反对学生行为的表示。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贾平凹的知名度尚不是特别高，否则新闻单位追踪报道一下贾平凹前往新城广场探望慰问静坐绝食的学生，那随后他就脱不了干系。直至国务院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1日学生撤离后，我们才没有再到新城广场去。

　　1989年5月底，我随一个企业家考察团去了刚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半个月后回到西安，“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后来，电视上出现不少名人强烈谴责“反革命暴乱”的镜头画面，省、市电视台多次联系贾平凹表态，均被贾平凹拒绝。理由很正当：“我在医院里住院，啥都没看见，啥也不知道。”西安市文联受此影响，由原《长安》改名为《文学时代》的杂志被吊销刊号，主编子页、副主编和谷受到处分。贾平凹在这一政治风波中的政治表现一片空白，好多年来都被一些人看成是个糊涂蛋。其实并不然，以我对贾平凹当时思想倾向的了解，他要是不在医院而在单位上班，面对知识界普遍情绪高涨的状态，一定不会无动于衷。

　　我那时的政治态度似乎还比较“左”，西北大学作家班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最为活跃，过后我们作家班同学周勍还被抓了起来，而我自己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游行、静坐等活动。政治风波过后整党，我是作家班仅有的三个党员之一。整党会上我发言说，我并不是认识到学生的行动就是错的，我是因为邓小平改革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凡是反对邓小平的活动我一律不参加。据说我的发言还上了省委整党简报。不管将来“八九”如何定论，我都如实地这样讲。我是不愿意参加，而贾平凹确是因为住院而未能参与文联机关活动，没有表现出任何让人抓住把柄的言行。

　　对于“八九”那场政治风波，贾平凹内心里究竟是什么态度，我　　没有听他亲口讲过，因而不能妄加猜测。不过，1992年冬季在大荔期间，贾平凹却给我讲过他在访美期间见到逃亡到那里的中国作家刘宾雁的详细经过，似乎可以从中看出一点儿端倪。

　　1988年10月，贾平凹以长篇小说《浮躁》获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应邀访问美国却是在整整两年之后的1990年10月。那时“八九”刚过，中美关系冷冻之即，逃亡在外的民主人士大都在美国。贾平凹访问来到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当地文学界照例要举行一个欢迎会。陪同的美国人对贾平凹说，今天晚上的欢迎会邀请了刘宾雁。贾平凹说，好么，刘宾雁是熟人。全国作协派给贾平凹一个翻译，实际负有监视贾平凹行动的责任。翻译当时没有答言，过后却对贾平凹说要请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应当对刘宾雁到会采取什么态度。

　　翻译后来独自去了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回来说要找陪同的美国人阐明中方态度，贾平凹只好跟翻译去找了美国陪同人员。翻译对美国陪同人员说，今天晚上的欢迎会大使馆要来4个人参加，有三条最低要求：① 最好不要邀请刘宾雁参加;② 邀请参加不能让刘宾雁讲话;③ 贾平凹见了刘宾雁只能远远表示致意，不能一起交谈。如果上述要求做不到，大使馆的人就立刻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美国陪同人员只好答应尽力照办，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是多余的，刘宾雁当天晚上根本不会来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