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在镇安工作的关中干部做梦都想调回去，即使当个普通干部也心甘情愿。镇安山大沟深生活艰苦，即使公社干部平时下乡到较远点的大队生产队，也要在农民家里食宿。山区农民大多数家里卫生条件差，吃的基本上是粗粮。大队与大队之间一般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行架子车的便道，从公社机关到各个生产队去连自行车都骑不成。当地人习以为常感觉没有什么，山外来的人简直受不了。长期以来大多数外地干部都千方百计寻门子找路子调离镇安，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县里一直压着不放，除了有强有力的后台，要被批准放行比登天还难。

　　县委书记听了我要求调出镇安后，觉得我在机构改革中受了委屈而格外开恩，便说你觉得回去好也可以，其他领导同志的工作由他来做。我知道回到家乡后继续走仕途，决没有在这里发展空间大。此时答应照看我的地委领导已经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来又当了地委书记。我的农村老家是大荔县偏远地区紧靠渭河沿一个小村庄,初中是在比去大荔县城还要近一半路程的华县读的，回到原籍不要说有什么后台，就是在干部中连个老同学也没有。

　　可是，我又必须调回去，原因是我的前妻，后来突发的精神病此时已经表现出来，只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在镇安期间她一直莫名其妙地对我当官不高兴，后来知道我的后台特别硬越发不得了，竟无数次到县法院毫无理由地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同意离婚，她是我林校时同班同学恋爱数年，我在被审查期间她也受到连累，我被开除回到农村后她已经是国家干部，却和我这个准反革命分子结了婚。我不能因为要当官就抛弃对我有着大恩大德的妻子。在我的职务暂时挂着时她倒相安无事，后来听说我又要当官，便提出要调出商洛地区，并且不等申请批准就扔下在县科委的会计工作，带着女儿不辞而别回了老家，完全呈现出一种病态。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前妻一起调离镇安回到大荔县的。在大荔县我被安排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前妻被分配去我们家所在的公社做妇联主任。半年后，前妻听说我又要任什么职务，再次大闹离婚，还是什么影响都不顾，直到1985年10月我不得不离为止。离婚后不久，前妻精神病完全发作，我便把她送往西安住院治疗，期间不时接回家　　来，而后就不荤不素地过在了一起。我承担起为离了婚的前妻治病的责任，抚养着两个子女，还要养活前妻的父亲。前妻大多数时间住在医院，看望，交款，结账;儿子上初中，每天两顿饭，女儿读小学，每天三顿饭，都要我来张罗，洗衣、做饭成了我的中心任务。为了不影响工作，我请求干起了不受上下班限制的新闻报道工作，每个月在报纸、电台发表几篇稿件，就算完成了任务。

　　尽管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投入，但是我的县委新闻干事却当得很有名堂，结识了几位新华社和省、地报社、省电台知名记者，我单独或合作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新闻稿件。1988年7月19日《陕西日报》头版曾有过《马剑涛十次获好新闻奖》的报道。我最为知名的是报道了灭鼠大王邱满囤，大白天诱鼠出洞，要灭公的是公的，要灭母的是母的，全国上下顿时掀起邱满囤“热”，乃至在海外都有一些影响。我参加撰写的一篇内参，刊登在新华社绝密级的《国内动志清样》上，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做了批示，批评了省、地、县三级领导。我参与发表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的两篇批评稿，一篇为一位状告公安局、法院的农民申张了正义，另一篇让大荔县委书记丢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