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闻工作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或许大有作为。可是我心中的“作家梦”仍未泯灭，工作之余还是在读文学期刊，学写小说，这一时期竟又有三五篇小说连续在全国各地文学刊物发表，报告文学屡屡见诸省报副刊。1987年6月，我向县委书记提出请求，调去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成为大荔县从未有过主动要求调出县委机关的“傻大个”。两个月之后，我又通过雷乐长老师联系来到西安，在《延河》编辑部做见习编辑学习写作。

　　此后，我再一次与贾平凹有了经常性的交往。在镇安期间我与贾平凹先后两次接触总共不到一个月，谈不上什么深厚的友谊，因此在大荔县工作的三年里，我们一直没有再打交道，刚到西安后也没有马上就与贾平凹联系。自从《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好评如潮后，贾平凹重新鼓起了勇气，开始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二个喷发期。1984年10月，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1985年连续发表了10部中篇小说，1987年出版了后来荣获美国美孚飞马　　奖的长篇小说《浮躁》。除此而外，还有一批颇受好评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问世，真可谓高产优质!

　　就在疯狂写作的1985年，贾平凹发现患上了乙型肝炎。他一边寻医找药治病，一边还在毫不懈怠地写作着。直到1988年8月，在连续疾笔一个月累垮病倒后，才彻底住进了医院。1989年元月，我应《作家报》之约，写了《病中贾平凹》一文，刊登在该报1989年2月22日三版右上角较为显著的位置。这篇文章记录了贾平凹患病的一些情况，原文抄录于下：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因要平凹为我的集子《春天，春天》题写书名，去了他住的西安市委家属院。他爱人俊芳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平凹病了，住在南郊西安市传染病医院。

　　我心里不由得一怔，又是可恶的乙肝，侵扰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平凹。

　　我得知平凹患乙型肝炎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只是说肝功检查有几个“+”号，转胺酶倒还不甚高。又据他说是一九八三年去镇安时传染上的。那年我还在镇安县委工作，平凹为完成他对商洛七县之行的最后一站来到镇安。初次相逢，我即被他那种朴实憨厚毫无作家架子的山里人本色所感动。我领他去了我曾经蹲过五年点的一个生产大队，在那里我向他讲了一个换女人的真实故事。我们俩极有兴致地在两个换过女人的人家分别吃了一顿饭，并且见到了那两个被换的家庭主妇。后来，平凹写了有名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尔后又被改编拍摄成电影《野山》轰动一时。平凹去镇安的当儿，镇安正流行乙肝，县级机关干部职工统一做肝功检查，被查出患乙肝者占干部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以上。镇安人十分好客，平凹多次应邀赴家宴，很可能是在那时候被乙肝病毒瞄上了。平凹患乙肝，我似乎觉得有责任，心情格外沉重。

　　平凹患病之后曾四处求医， 后来经西安市北关外一位　　姓薛的民间医生治疗，“+”号消失，阳性转阴，我便和平凹一起非常高兴。此后，他就一头埋进长篇小说《浮躁》的写作之中。一九八七年，平凹父亲突患恶疾，平凹又忙于为老人住院开刀的治疗中，耽搁了他许多极其宝贵的时间。老人病情稳定后，平凹又开始了新的笔耕。这一次，是在连续疾笔一月之后累垮病倒而住进了医院的。不少闻知平凹住院后的人都说，平凹真是不要命了!

　　我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来到西安市传染病医院，在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病房里见到平凹。大约十二三个平方米的房间里横放着三张床，平凹的那张床紧靠门边墙角，其余两张床上分别住着一名工人和孩子。病人家属都倚坐在床头，因为别无可坐之物，我也在平凹侧身让出的床铺边坐下来。我望着平凹清瘦发黄的脸庞儿，望着他那总显得困乏无光的眼睛，沉默无言，一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