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并非对任何人写什么字都要钱。那年我们县公安局户籍股股长托人对我说，让给他讨幅贾平凹的字，他可以为我办理爱人和小儿子农转非。我到西安对贾平凹说了，他当即就说：“那赶紧给人家写，要咋样写就给人家咋样写。”写完后又说：“拿回去人家说不行，咱再给人家重写。”贾平凹书法值钱后共为我写过十多幅没要钱的字，那都

　　是我个人收藏或者办事需要，从来没有拿去做生意。十多年来我为别人向贾平凹讨要过很多字，绝大多数都付了钱，价格便宜一些。我俩商定，每幅万元以下时我介绍的少一千元，两万元以下时少两千元，三万元时少三千元，依次类推。我和贾平凹讲好多少钱，讨字者当面出多少钱给贾平凹，我从没有向贾平凹要过一分钱的中介费。

　　《贾平凹透视》第十六章《落选茅盾文学奖与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了贾平凹想当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强烈愿望，尽管罗列了种种理由予以解释，但仍给人一种感觉：贾平凹也是个官迷。凡是熟识贾平凹的人都知道，要说贾平凹想当官那纯属无稽之谈!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写道：“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

　　把掌柜的当成伙计确实是贾平凹当官的真实写照。如今在各级文联和作协、书协、音协、剧协一类文人成堆的地方，争权夺利常常要比党政部门更为激烈。一些人在作品中把当官者糟践得一钱不值，却在实际生活中为了谋得个芝麻粒大一点儿权力都没有的作协常务理事闹得不可开交。以陕西省作家协会为例，过去老革命胡采党组书记、作协主席一肩挑，似乎还安安宁宁，后来党政(还不是政)分开，大院里就不断传出党组书记与作协主席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各种信息。当然，这种孰是孰非我们很难断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9月陕西省作家协会换届时，省委在推荐主席人选时选择了贾平凹。

　　贾平凹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20多年，陪过好几任党组书记，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与书记之间闹什么矛盾。他是单位行政一把手，既不想管人，也不想管钱，更不想管后勤上的琐碎事。业务上的事他推不过去，但也是讲个大原则，放开手让人家去干。《美文》杂志初办几年他倒是下了一番功夫，组织和亲自约稿，每期稿子都要全部看一遍，然后写篇卷首语什么的。后来具体办刊同志上路了，他也就大撒手。他对文联党组书记最大的苛求就是让他少开会，每次通知开会他都找借口胡搪塞，还没听人家说研究什么问题，就说同意你们的意见，或者说决定了我就执行。他平时很少到单位去，因而在办公室写了大大的两个字“我来”贴在墙上，他解释为：“佛祖叫如来，总理叫恩来，你们常嫌我不来，我写上‘我来’，就权当我来了。”

　　如今一个单位无非就是人权、财权和福利分配一类权力，争也是争这些东西。遇到贾平凹这样的行政一把手，当党组书记的哪个不欢迎呢?贾平凹当了省作协主席后大半年，我碰到《延河》编辑部一位朋友，问贾平凹在那儿工作怎么样?这位朋友说，这么长时间，我只看见过三回。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贾平凹坐本单位的小车。当西安市文联主席可能不够级别配备不了专车，可单位总还是有辆车吧?当了省作协主席算得上是厅级，却还是和过去一样。不久前我听一位认识刚刚卸任的前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雷涛的朋友，讲到雷涛向他介绍贾平凹时说：“人家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写作上，其他的事连过问都不想过问。”这大概也是雷涛当年选择贾平凹和他搭班子的缘由，当然这样的作协主席是否称职，那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