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物传记是最靠不住的真实。”这是因为一般的传记作者，在动笔之前就已对传主的正反面形象有了定位。于是，围绕着这个“好”人或者“坏”人，对其人生经历的取舍便在潜意识中有了选择。“好”人尽可能地挖掘其闪光的东西，那些见不得人的行径绝对一字不提，不得不提起时也百般遮掩;“坏”人则专拣最丑恶的罪行大加暴露，把其一生中做过的坏事搜罗净尽，而其做过的好事压根儿不去写。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伟人传记，展现的全都是光环笼罩下神乎其神的高大形象;而阴谋家的传记，则是从一生到世上就是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大坏蛋。有的连传主的祖宗八代，也要被拉出来一起赞颂或者丑化。

　　任何一个人首先都是人，而决不会是鬼和神。尽管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却不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神和鬼，神和鬼都是人制造出来的。被某些人称之为真正的神和鬼谁都没有看见过，人们所看到的都是半人半神或者半人半鬼，而人物传记就是制造这种半人半神或半人半鬼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

　　文学领域对于作家和诗人的评价，似乎也没有跳出这样的窠臼，甚至包括对古代文学家评价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按照这样的路子编写出来的。我在拙作长篇报告文学《千秋功罪》中，曾写到有人撰文评论，把写过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忧国忧民、淡泊名利好诗的时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与古代亦为诗人州官的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等相提并论。可是这位领导却在处理轰动一时的“雷北问题”时，屈服于顶头上司的错误指示，惟上不惟实，没有坚持原则。我对此气愤填膺，写道：“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白居易、苏轼等州官诗人的实际行为，他们是否也如他一样，作诗是作诗，做官是做官，互不搭界或实则相反?由此我不由得怀疑已成定论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存在以文盖全，写出了什么文就是什么人的天大缺陷呢?”《中国文学史》凡是写到体恤劳动人民痛苦诗篇的官，都被肯定为是为民做主的好官。但是却都是以作品认定其行为，有名篇名作说明确实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却没有是好官的任何铁证。

　　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已被塑造成了完人，正反两方面都以其为棒子敲打过人。难道鲁迅一生真就那么完美无缺，没有一点儿瑕疵?周扬被鲁迅痛骂为“四条汉子”，建国后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文艺事业的最高领导者。拨乱反正后重新担任全国作协领导的某些人，“文革”中受到过很大冲击，但是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也都曾作为打手制造过冤、假、错案。我们十分尊敬的作家丁玲和诗人艾青，在延安时期为了自保，曾经用世界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和批判过最终平反昭雪了的王实味。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1955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与之相反，近日在网上看到汪精卫的诗词，无论是正气和才气都堪称一绝，其中年轻时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后所写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可谓视死如归冲天浩气，比起任何前贤的名篇绝句都不逊色，但是却不能因此而洗刷掉他大汉奸的臭名。

　　人生道路是复杂而多变的，我们不能单用一个好字或坏字一言以蔽之，也不能要求一个人一生中只干好事而不做错事。对于作家和诗人的正确评价，亦当如此。贾平凹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勤奋和视文学为生命的精神，在长达40多年里，笔耕不止，不断创新，力求最好，写出了14部长篇小说，出版了100多本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数量之多为古今中国文学史之罕见。于是，围绕着贾平凹就有了许许多多难解之谜。贾平凹人还在，经历的年代并不久远，一切都能说得清辩得明，彻底揭开贾平凹之谜并不很难。可惜的是，目前有关贾平凹的纪实文学和自称为研究贾平凹者，大都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定向思维，把贾平凹看做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天才，探寻的是创造了神话的秘诀，得出的是是是而非的结论。孙见喜以众多的著述在这方面走到了极致，却没有显示出期待的效果。相反，把贾平凹描述成了亦神亦鬼就是不像个人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