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老百姓最为痛恨的是官场腐败，以权谋私，这种现象似乎无处不有处处有。贾平凹可以算得上是个“官”，级别还不小，但是可以绝对地说在他身上从未有过腐败。贾平凹当了省作协主席后，我的一位印刷厂厂长朋友找到我，说是省作协欠着他好几万元的印刷费，让我通过贾平凹把他的账结了。我说，你以为贾平凹当这个主席跟别人一样?他可是啥权都不揽，给他说跟没说一样。省作协院子里一些人当年批贾平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积极，贾平凹当了省作协主席后有点怕报复。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了这个情况，我则告诉他，请那些人放一万条心，贾平凹要有这种本事就不是贾平凹了!

　　贾平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孔明先生在其《解读贾平凹》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与平凹交往，能感受到‘高深’，但不觉得‘莫测’;能感受到‘平常’，但不觉得‘平庸’。他的‘高’不在显摆，在聚气，气又聚人，使人亲近中不能不敬仰。他不伪装，不做作，不矫情，示人的是本来面目，给人的是平民心态，魅力显现于无形，人格彰显于有德。”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对于贾平凹形象和特点的最精妙概括。

　　对于贾平凹的作品，我们更不能篇篇都看作是杰作或者精品，各个行业和领域的能工巧匠都可能制造出次品来，更不要说文学创作这种复杂的劳作。尤其在目前，“贾平凹”三个字就是经济效益。我斗胆说一句行外话，贾平凹一些作品的那种写法，就是因为是贾平凹写的才被争相出版或发表，要是一般作者写的东西，编辑可能看不了几页就扔进废纸篓里去了。在这种像是鸡屁股等蛋的状态下，更容易使那种不成熟的东西面世，并且出版商为了扩大销售而炒作和宣传，很可能产生出轰动效应。贾平凹的责任在于抵挡不住出版商的热情，并未想要大肆炒作，参加什么首发式或作品研讨会之类活动，只是履行一下合同中的义务。我们不能把这类现象视为贾平凹的本意，也不要把那些出版商用金钱买来的无原则吹捧真当那么一回事，真诚地期望有冷静思维头脑的评论家，对于贾平凹的作品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一番研究，指出那些是成功之作，那些是有缺陷甚至失误的东西，引导广大读者去加以鉴别。

　　上海《文学报·新批评》倡导真实、真诚、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和“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敢于向名家名人说“不”。这种精神值得提倡，打破了较长时间以来名家名人每有新作问世，即好评如潮不能有异议的不正常现象，应当说对于读者和作家本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认真阅读了《文学报·新批评》上关于批评贾平凹作品的所有文章，虽然不能完全赞成批评者们的观点，但也看到了不少一针见血的独特见地，有许多意见确实值得贾平凹参考。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种偏激现象，那就是把贾平凹近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古炉》和《带灯》批得一钱不值。这是自李建军博士“逢贾必打”以来，又出现的一种完全否定贾平凹的新倾向。我认为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但作者难以接受，就是广大读者也不会认同。

　　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报·新批评》批评贾平凹作品的几位评论家，对于贾平凹的性格特点和生活状况并不了解。当然，评论作品并非一定要熟悉作家，否则就没有几个人胜任评论这个专业了。但是，不熟悉作家只能从作品文本出发，有理有据地阐发自己的观点。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却把贾平凹的生活拿来说事。唐小林在批评贾平凹作品的文章中，多次说到贾平凹“骨子里透露的是一副名士的派头”、“娶新妇，生爱女，其乐融融，衣食无忧，风光八面”、“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写小说”、“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很显然，唐小林是把一个高高在上脱离社会的贾平凹与批评他的作品联系起来了。请问唐小林先生，你究竟对贾平凹有多少了解呢?如果说我曾经对您批评孙见喜关于贾平凹的纪实作品有所欣赏，那么对您批评贾平凹本人和作品的文章却不敢认同。你所认识的贾平凹，正是从您所批评的孙见喜和丹萌关于贾平凹纪实作品中得出的误读，如果您能读到我这部书稿，相信能够得出贾平凹压根儿就不是这种人的结论。这种联系错误信息而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就谬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