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见喜和何丹萌由于性格和行事方式不同，一直没有太多的交往，但是可以算得上是知根知底的朋友，过去也没有什么如鲠在喉的隔阂，《文学报·新批评》的文章完全是就事说事。在这本书里我又多次拿他们两人说事，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出版后很可能还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尴尬，内心里还是多少有点儿不安。本书书稿在交给出版社审读时，编辑也提出最好压根儿不要提孙见喜和何丹萌。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病呻吟，让读者看了莫名其妙，失去了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我想，与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未来的真实可靠性相比，个人交情方面的损害毕竟是次要的。

　　总之，贾平凹值不值得加以研究，怎样去研究贾平凹?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能算数的。如果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应当以平常心看平常人的态度去看贾平凹，既不能“捧杀”也不能“骂杀”。实事求是地肯定贾平凹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客观地指出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性，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人所期待的，也是为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应有的地位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