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新批评》发表的石华鹏批评贾平凹《带灯》的文章中，批评贾平凹只是写出了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没有勇气真正地去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我以为这是过于为难作者了，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已属不易。尽管如今已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是还有很多不容逾越的底线和禁区，不是作家想怎么写就能怎么写的。即使作家写出来了，出版社也不会铤而走险不考虑自己的生存。公认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曹雪芹也不过是写出了封建社会即将没落崩溃的实质，并没有指出改变这个社会的道路和手段。贾宝玉最终心灰意冷地去出家当了和尚，而《带灯》中的带灯最后疯了，应当说比贾宝玉的结局更悲惨。石华鹏先生批评“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不知道他还要怎样去“突破”什么“红线”呢?

　　贾平凹在文学上已经取得的成就众所瞩目，他所走过的道路是独特的，被看做是中国文坛上的“独行侠”和“常青树”。虽然已年过花甲，但长期困扰他的乙肝病彻底痊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还在终生不渝的道路上不懈地努力着，屡屡谈起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总是对自己的过去不满意。贾平凹因为有这种努力和不满意，我们便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