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论者的质疑
由于两个回忆的内容南辕北辙，有论者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提出了种种的质疑后断言：“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质疑虽然有理，但未能抓住要害，更不宜全盘否定，因为西安事变具有隐蔽战线的所有特征，所以刘鼎不可能实话实说。
刘鼎第二次回忆中的“断电”说是站不住脚的。张、杨虽然事先在全市断电，以切断西安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但事变时刘鼎所在的新城指挥部或张公馆都有自备发电机，所以根本就不受断电的影响。此外，刘鼎作为西安与保安的重要联系人，岂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地脱离岗位。因此，刘鼎第一次回忆的真实性要高于第二次。
三、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地下联络处究竟起什么作用
刘鼎成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后，就开始着手购买汽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线。随着大批重要干部秘密进入西安和众多秘密电台的相继建立，西安地下党的统一指挥已迫在眉睫。9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于是地下联络处随之建立，成为西安地下党的指挥部，也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选落脚点。
地下联络处首先解决西安与保安的电台联络问题。由于当时刘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电台功率都不够大，在收报时因为保安电台的功率大而不成问题，但在向保安发报时就经常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致使电讯时常中断或模糊不清。为了建立高质量的直达通讯，联络处的地下室新建了一台配备燃油发电机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作为地下指挥部的中枢电台。保安派了曾三、林青、申仲仁等报务人员，来加强那里的收发报工作。当时刘鼎的电台只有一个报务员，叶剑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电台，也只有一个报务员。但地下联络处却要配备三名报务员，正好说明这部大电台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还是全天候工作的，从而保证了西安与保安双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快速畅通，难怪张国焘在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时说：“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
王又凯在《父亲汪锋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密使命》一文中说：“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可见事变发生时，西安地下党的众多秘密电台决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受地下联络处的统一指挥。
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四、西安事变当天，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