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没，这么多的证书，有的还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可是没一个有用的!”55岁的杨志强，是西南某农业大学动物学院的副教授， 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副”就是20年，这也成为他退休前一个不小的心结。
这些证书都是杨志强这十年来担任科技特派员获得的，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畜牧专家，杨志强首批就入围了科技特派员名单，刚开始几乎是无经费、无收入的义务工作，“24小时都有可能接到农户求助的电话，有时候在上课，有时候在睡觉，严重的情况下，还要自己开车几个小时到农户家里去出诊。”
如此不计回报的工作，却并没有带给杨志强多少实际的益处，每年他拿着厚厚的一摞证书和政府一份份文件，要求学校在评定职称时给予破格时，都遭遇拒绝。
“文件上明明写的，在科技特派员工作中表现优异者，所属单位在各种职称评定、奖项评选过程中应给予倾斜。可是每次评职称都还是卡在论文数量上，后来干脆放弃了。”杨志强所从事的研究是动物临床医学，主要做的就是给牲畜看病，很多经验总结是无法写成论文发表的。除此之外，自己还要花大量的时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然而，这些工作在评职称过程中起不到一点作用。
让杨志强不能理解的是，“那些30多岁搞基础研究的海归博士，整天躲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写论文，在给学生上课时连基本的计算公式都记不清楚，学生抱怨连连，可是两三年他们也成了教授。我不是质疑他们的价值，只是质疑为什么评价的标准要如此单一”。
不久前被《中国科学报》报道的中国科学院院士、21CMA首席科学家武向平也被类似的问题困扰。他所主持的项目是一个建成后曾被《科学》、《自然》杂志称为“可得诺奖的举措”，然而目前却由于人员的缺乏，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课题组成立之初有30多人，目前整个队伍只有十二三人，与国外同类项目拥有190多名成员的队伍相比，可谓相差甚远。武向平解释，“由于研究跨时长，不容易出论文，很多学生主动放弃了。“
对于成员的主动退出，武向平表示理解，“学生的毕业、科研人员的职称都是和论文挂钩的，整个课题组只有我没有文章的压力。”
他的课题组成员中，仅有四个人在做科研工作，其他均为技术支撑人员和后勤人员。而四个人中，三个人在做理论模型，只有武向平一个人在做后期的数据处理分析，因为做理论模型出文章相对容易些。对于年轻的生力军没有真正投入到试验分析中去，武向平也很无奈。
“论文GDP”造就了论文制造业
如果别人都是虚假繁荣的“论文GDP”的受害者，28岁的王琦却从中找到了“商机”。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白天的王琦是重庆某区法院的书记员，法学硕士毕业3年，是一名工资不高但工作却稳定的普通公务员。
到了晚上，王琦的工作就是打开电脑处理这一天的“订单”，回答QQ里客户们的问题。他的“第二职业”是论文征稿代理，他有自己的小网站和淘宝店铺，网站上标榜着“上百种专业期刊，专业齐全，速度第一，价格全网最低，满足各种职称、毕业、课题需求”。
说到为什么会“入行”，王琦回忆起了读研时的生活。王琦来自山东农村，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一个月最多只有两三百元的收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初衷，“做这个不但能解决自己生活费问题，也能减轻学费的压力，为年老的父母分忧。”
自己的遭遇得到了一位同乡师兄的同情，师兄让他和自己一起做“生意”，第二年师兄毕业了，“生意”就留给他，这位师兄所说的“生意”就是收版面费，帮别人发论文，自己从中拿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