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内，傅钰站在斑驳的树荫中，指着眼前一栋即将竣工的楼房说：“那是我们微生物研究所新建的实验楼。里面会有我的新实验室。”
今年１月，４０岁的傅钰离开美国哈佛大学，回到中国。他期盼新实验室的建成能使自己尽快投入科研中。“在国际上，科学家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是３５到５５岁，这是黄金期，时间宝贵。”傅钰说。
为吸引更多处于“黄金期”的海外学者回国，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国正式启动“青年千人计划”。此举旨在为今后１０年至２０年中国自然科学、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而随着大批“海归”精英进驻高校与科研机构，许多人也更加期盼中国能收获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今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宣布，它们的团队从实验中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说，这项成果堪称诺贝尔奖级科研成果。
去年，中国科学家领衔完成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这项世界级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２０１２年十大科学突破。
中共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最近，中共最高决策层首次将集体学习“课堂”搬到红墙外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一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这愈加激发了公众的渴盼。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也成为时下热议的“中国梦”的内容之一。
“从历史分析看来，诺贝尔奖是鼓励原创性、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傅钰说，“中国科研在基础领域还是有较大差距，因此追赶尚需一定时间。”
“科学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做出原始性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到那时赢得诺贝尔奖的梦想自然会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徐航勋今年３月回国任教，成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许多“海归”学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国内的科研环境和氛围。目前，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很大。但是科研的推动需要多方面因素。
对徐航勋这样的科研工作者来说，经费已不是最大问题。２０１３年，中国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将达２．０５％。这是中国研发经费占比首次跨过２％门槛。研发经费与ＧＤＰ之比反映出一国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和努力。
但困难仍然很大。徐航勋的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大到实验仪器，小到螺丝、螺母，都需要亲自购买。
前不久，他曾向上海和宁波两家公司定购容器瓶，但他们均表示无法制作。徐航勋只好自己画草图，找玻璃工按图制作，然后将“模型”寄给公司生产。“中国的实验仪器厂家很多，但缺乏统一标准。”他说，“在美国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出更多改变。”
同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清华大学地学中心副教授林岩銮在国外生活了１１年。他认为中国对科研工作的评价有点着急，考核过于频繁，研究人员不得不拿出大量时间来应付各种报告，很难沉下心做基础研究，“然而，诺贝尔科学方面的成就需要一个团队默默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
不少科学家认为，缺乏原创、缺乏认真和执着，是中国人尚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
林岩銮说，除了频繁的考核，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认定过于看重文章数量和ＳＣＩ期刊引用，忽略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