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非常幸运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百年的探索做了全面总结：“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回顾这段历史，我对科技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我看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要了解我们中国过去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主要是因为闭关锁国，慢慢与世界先进文明脱节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主要依赖要素驱动，真正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有限，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面临着“出口一火车衣服换一皮包芯片”的被动局面。要素驱动的模式发展到目前，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困难，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责任重大。
1987年我考入了中国科大，在大学期间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认识到向国际先进水平学习的重要性。所以，尽管我的英语并不太好，在硕士毕业后还是不得不选择了出国留学。1996年，我来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量子物理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Anton Zeilinger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Zeilinger教授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但的确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希望改变我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上长期处于跟随水平的迫切心情。
2001年，我回国在中国科大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研究平台，取得了多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我们关于多光子纠缠操纵和远距离量子通信等方面的系列工作先后8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和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3次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重大科学事件。最近，“墨子号”量子卫星实现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的成果被授予2018年度美国科学促进会克利夫兰奖，这是该奖设立90余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
回顾我国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历程，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贯穿始终。通常，公众对创新性科技研究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觉得“不靠谱”。例如，当我国刚刚进入量子信息科技领域时，在国内就有不少争议，量子信息甚至被认为是伪科学。第二个阶段是觉得“不成熟”。由于我国在经典信息技术领域长期处于跟踪和模仿状态，当初我们提出卫星量子通信的构想时，常常被人问及，美国和欧洲有没有在做？他们没有在做的话，我们先做是不是有风险？而当量子通信技术初步走向现实应用、实现国际引领后，人们还会问技术是否成熟。第三个阶段是觉得“不新颖”。当将来量子信息技术得以广泛成熟应用后，人们或许还会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幸运的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让我们在努力创新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孤军奋战；为创新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的温暖和激励。正是这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支持创新的魄力，换来了我国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得来不易的部分领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