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最高法出台一份意见，要求在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案件审判中，严格控制缓刑、减刑和假释。
去年全国各类事故34万余起，死亡7.5万余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由于刑法在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中存有漏洞，未规定“什么是情节特别恶劣”，加上责任人常积极赔钱了事，所以审判中往往出现轻判，生产责任事故接连发生。
此次最高法出台意见，强化事故责任的区分，提高缓刑适用的门槛，并强调要严惩事故背后的官员渎职，以遏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频繁发生。
□本报记者 宋识径 北京报道
1月17日，王荣利从北京赶回西安，这名研究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的律师，刚在京参加了一个相关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他感觉到，国内的安全生产形势很严峻。
此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简称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一组数据，让他忧心。
2011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34万余起，死亡7.5万余人。
让他更担忧的是，国家安监总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生产事故案件中，追究处理4799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只有808人，其他责任人仅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中，存在量刑过轻。”王荣利说，许多企业主获得缓刑后，依然可以从事生产经营。
1月10日，最高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严格控制缓刑、减刑和假释，避免负面影响。
《意见》指出，目前，忽视生产安全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相关案件处理不好，影响社会稳定。
缓刑滥觞之源
刑法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未界定什么是“情节特别恶劣”，致使审判出现刑不当罪
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刘守芬，专题研究过“重大责任事故”案件。她发现，刑法在这方面的设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致使一些判决量刑过轻，刑不当罪。
在她研究的63个重大责任事故案例中，“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占58.9%，其中，有超过1/4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人被适用缓刑。
2006年，北京一工地的项目经理赵某，为赶工期，在明知工地上方有高压线通过、施工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安排工人施工，致使一工人被电击死亡。
法院在判决书中称，被告人赵某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应予惩处。但鉴于被告人赵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一并考虑到被告人已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2008年底，长沙一施工电梯坠落，导致18人死亡、1人重伤。7人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但有5人因为“具有自首情节或者认罪态度较好”被宣告缓刑。
刘守芬研究发现，缓刑适用率高，和刑法设置不合理有关。
刑法为1997年颁布，其中涉及生产安全的，主要是“重大责任事故罪”。
该罪有两个量刑幅度，一条是，“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另一条是，“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对于什么案件属于“情节特别恶劣”，什么案件又属于“重大伤亡事故”，刑法未作规定，留给法官自由裁量。
而“重大伤亡事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又正好是符合缓刑适用的先决条件。
所以，法官裁量缓刑适用的空间很大。
“过失犯罪常被轻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