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的一项调查发现，官员渎职案件缓刑占适用总人数九成之多。
有评论说，谁表演得好，谁的眼泪流得多，谁的悔过书写得长，或者说谁更虚伪，可能就更容易获得缓刑。
徐玉发律师长期关注官员职务犯罪缓刑率过高问题。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那些没有视政治生命为最高价值的官员来说，缓刑的影响不大。“大不了换个地方，还可以利用优势做生意，做老总”。
何家弘认为，本来能够查清的渎职犯罪并起诉到法院的就不多，结果大多数还判了缓刑，刑罚的威慑力被大打折扣。
何家弘说：渎职犯罪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比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后果更为严重。
“限制缓刑的适用，很有必要。”何家弘说。
最高法此次出台的《意见》中，规定7种情形必须重罚，有4条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一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要重罚。”
《意见》漏洞有待弥补
专家发现《意见》禁用缓刑时使用“原则上”这个模糊性词语，担心给地方留下规避空间
何家弘在肯定《意见》出台“很有必要”的同时，对《意见》对地方法院的执行力心存疑问。他认为，渎职犯罪查处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对渎职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人保护，有人说情。“当地政府的领导不支持，严惩渎职犯罪就很难实现”。
何家弘还注意到《意见》中有一些模糊性的表述。
《意见》在规定14种情形不适用缓刑时的表述是，“具有下列情节的被告人，原则上不适用缓刑”。
何家弘说，这“原则上”难免给地方司法机关留下规避空间。一些地方可能在权势影响下强调自己案件的特殊性，不属于“原则上”的范畴。
何家弘认为，最高法还应加强“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运用具体判例来明确规则，尽量压缩地方法院在执行《意见》时的自由裁量空间。
最高法在去年发过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此类案例对地方法院的指导性很强。
而此次随同《意见》发布的3个案例，并未被列入指导性案例。
最高法介绍称，发布这3个案例，是为充分发挥重大、典型案件的教育警示作用。
王荣利对此项《意见》的出台，抱着审慎乐观的态度。
他说，这个意见可以有效遏制对有关人员犯罪量刑过轻的倾向，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负责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但这只是司法部门的一种意愿，”王荣利说，要真正减少安全生产事故，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司法部门一家就可以做到的。
《意见》中有一些模糊性的表述，在规定14种情形不适用缓刑时的表述是，“具有下列情节的被告人，原则上不适用缓刑”。这里的“原则上”难免会给地方司法机关留下规避空间。一些地方可能在权势影响下强调自己案件的特殊性，不属于“原则上”的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
14种情形不适用缓刑
最高法出台《意见》，具有以下情形的，从重处罚：
1.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投资入股生产经营企业，构成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
2.贪污贿赂行为与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
3.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与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
4.以行贿方式逃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或者非法、违法生产、作业的
5.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尚未构成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