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派别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亲日派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国形势紧张。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战出发，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保卫西安东南门户，中央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的同时，指派原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李涛到鄂豫陕根据地，传达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并将活动在根据地内、以商洛子弟兵为主组建的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1937年1月22日，抗日南路军与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城会师。驻防期间，红军部队帮助建立农协会、工商会、学联会、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发展。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但避免了更大内战的发生，而且有效化解了两党之间武装力量的内耗，为抗日保存了力量。红七十四师移防镇柞一带后，与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协商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区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分会，使柞水一带成为争取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楷模之地。镇安县抗日民主县长何两之，多次召集各党派及各界人士联席会议，发动民众、宣传抗日，筹粮筹款保证了部队的供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随即奔赴抗日战场。
采访报道组深入镇安米粮镇界河村石关组采访92岁的抗战老兵戴国峰。 （记者 左 京 摄）
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
团结一切力量共赴国难
全民抗战掀起后，193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地方科科长王柏栋回到商洛，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组织和发展群众，领导商洛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和农村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国难研究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和团体，发现和培养了王连成、彭一民、巩德芳、薛兴军等一大批积极分子，并吸收他们入党。到1938年6月底，共发展党员30余名，组建党支部3个。这些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研究抗日形势和任务，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商洛工委积极贯彻党的统战路线，同地方开明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当地驻军及爱国名流广泛接触，建立起统战关系，与他们在抗战方面达成共识，坚定了守土抗日思想。1938年7月25日王柏栋遭地方顽固派暗杀牺牲后，省委派彭一民接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继续领导商洛的抗日救亡工作。到1939年底，新发展党员50多名，发展民先队员10名，建立的党支部总数也增加到6个。工委以学校进步青年学生为重点，对于农村的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则大力培养，做细致的宣传和发展工作，同时对民团进行争取改造，壮大了抗日队伍。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派商南人赵希愚以巡视员的身份在商洛指导抗日救亡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商洛境内民众的抗日救亡异常活跃。民先队组织在学校、农村、集市普遍办起抗日墙报，书写抗日标语，排练抗日戏剧和歌曲，并号召民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进步教师的带动下，自动组织起“抗日救亡宣传队”“文艺宣传队”“学生剧团”等，举办抗日演讲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呼喊抗日口号，出墙报、写标语、画漫画，激发学校师生及军民的抗日热情。各地成立的一些抗日群众团体，如山阳县各界抗敌后援会，除借助集市进行演出，增强民众抗战信心外，还分头登门募捐，支援前线战士；丹凤成立的“妇女救国会”，号召妇女组织起来，为前方将士缝衣服、做布鞋，开展募捐和支前。在西北青年联合救国会西安办事处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商中师范学生、民先队员张希勋(后改名江平)等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37年11月，时任西安同仁医院副院长的洛南青年医师罗锦文积极联络广仁医院、省立医院和西安培华职业学校洛南籍8名青年和另外6名青年医护人员共14人，在西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奔赴山西战区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致欢迎词，评价救护队的同志是“炎黄的好子孙，人民的好儿女，全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罗锦文被委任为八路军前方野战医院外科手术室医师兼医疗学教官。由于夜以继日的工作，1939年10月罗锦文积劳成疾，在为伤员赶做手术时，昏倒在手术台边，以身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