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商洛花鼓国家级传承人辛书善
周文英
辛书善，男，1940年9月出生于商州，二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为《屠夫状元》《六斤县长》《月亮光光》等40多个剧目作曲，获多项国、省大奖，出版《陕西商洛花鼓音乐辛书善作品选辑》《陕西商洛花鼓传统音乐优秀曲目选》。2018年5月，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商洛花鼓代表性传承人。
学艺：读破万卷书 踏遍万里路
辛书善先生80岁了，但商洛文艺界没人愿意说他老，商洛剧团要排花鼓新戏，得哄着他作曲，他自己也不敢言老，怕自己一想“老”就“朽”了。
辛书善1940年出生在商州区三贤乡的紫荆村，花鼓戏《紫荆树下》(原名《紫荆三贤》)说的就是这个村里的事。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姐姐出嫁，家里只有辛书善一人，为了活命，他在1955年经同村人辛庆善的介绍考入商洛剧团。
辛书善从小爱唱歌，每逢文工团在拉林子前面的河滩搭台演出，他都会趴在戏台角落细听。进了剧团，刚开始的主要任务是练功，一天三晌，每日不辍。再加上吃得饱饭，原本面黄肌瘦的孩子很快壮实起来。
唱了几年花脸，时间很快到了1959年。这一年，剧团准备分成花鼓道情队和秦腔眉户队，花鼓道情队简称“花道队”，以学徒为主;秦腔眉户队以成人为主。分队后，乐队需要充实人手，对于辛书善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他有个“野心”，到乐队去，不只当个演奏员，将来还要当作曲家。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他怕被人笑话，只悄悄把心事说给刘浩智老师听，刘老师立刻鼓励道：“你的想法很好，现在团里极需这样的人才。”
这时辛书善的箫已经吹得不错了，他向团长任宏谋提出想要进入乐队的要求，团长让他到西安跟着陕西乐团的高明练竹笛，回来后就正式编到了花鼓道情队的乐队。当时乐队成员里，除了作曲兼三弦弹奏的刘浩智之外，还有辛庆善、牛公民这些业余出身的成员，谱记得都不规范。辛书善加入后，刘浩智老师向他介绍了很多书，并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作曲不是凭热情和兴趣就能把事情办好的，你必须先从理论上把自己武装起来!”
这时，辛书善刚考上东门里的初中一两个月，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他把演出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乐理：作曲法、和声法、配器法、乐器法……刘浩智老师借给他不少书和笔记，广播站的陈元和也借给他许多苏联的音乐书籍，此外，辛书善的大部分工资也都拿来买音乐书，每个月底只能靠借钱吃饭。没有系统的教导，辛书善的学习方法就是“硬啃”：抄书、抄别人的心得笔记，反复练习。以和声学这门课程来说，在音乐学院最多学两年，辛书善硬是学了6年。前前后后十年时光，他终于一点一点地把看不懂的乐理“磨”明白了!
剧团每年有300场演出任务，其中200场在农村，基本上是晚上演出白天闲着。自从进入花鼓道情队，剧团从“戏窝子”竹林关聘请来刘全兴和毕战成两位老师，专门教唱花鼓，他俩是搭档，一个演旦角，一个演丑角，配合得好。花鼓最初叫“三小”戏，即小生小旦小丑，在农村一般是席地演出，条件好点地找个高土台子铺一张竹席，表演就不出那张席的范围。
刘全兴唱腔特别好听，辛书善从心底里佩服，就主动跟着他当学生。老艺人们不识字，不懂曲谱，都是口传心授，但是乐感非常好，同样的旋律唱出来就是比别人好听;即兴创作能力也强，看到啥唱啥，同一段词，今天这样唱，明天再唱时可能就不一样了。刘全兴唱的时候，辛书善就赶紧用乐谱记下来。他也由此养成一个爱好，经常趁演出空闲去找深山里的花鼓戏艺人，有时在人家家里住几天，专门听他们唱，跟着学，边听边用简谱把曲调记下来。
那时下乡演出都是自己背行李，包括乐器和生活用品，老师的行李辛书善也主动背上，过河、过沟沟坎坎时赶忙上去搀扶一把。五六十里路算短程，一路翻山越岭最少走四五个小时也不嫌累，为的就是让老师在路上多教点东西。就这样今天学几句，明天学几句，日积月累也学了不少。
创作：打破旧观念才能写出好音乐
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节，商洛剧团的4个小戏在省上一下子把名声打响了，全团上下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大家一致觉得：唱秦腔比不过易俗社，唱眉户比不过戏曲剧院眉碗团，还得走自己的艺术道路——商洛特产花鼓和道情。
有了这个共识，大家热情空前高涨。每回去其他县演出，辛书善都会择机邀请当地的业余花鼓班子来剧团演唱交流，一方面是互相学习，挖掘当地花鼓素材，一方面是建立群众基础，让当地群众爱听爱唱就不怕没有好前景。这么一场一场演下来，花鼓和道情渐渐在剧团扎下根基。
团里排戏，原本音乐主创是刘浩智的花鼓和道情、辛庆善的眉户和道情，后来两个老师调去别的地方，担子一下压在辛书善肩头。要排大戏《核桃岭》，编剧是山阳的刘继成，辛书善深感独自一人拿不下作曲的任务，就向领导推荐了音乐学院毕业的冯宁。冯宁当时因为跨国恋被学校处分，在镇安接受劳动改造，辛书善现在还记得他那理了个光头在田间劳作的样子。从此两人成了搭档，你一个戏我一个戏地往前撵，直到后来体制改革，冯宁调去临潼音乐专科学校当教师为止。
辛书善心中第一部“比较成熟”的音乐作品是《屠夫状元》，用的是花鼓调子，在西安连续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并由此引发全国多个剧种对该剧的移植热潮。
创作《屠夫状元》时，辛书善和田井制一人一个房间，每做好一段曲子，田井制先试唱，觉得不合适再改。他们当时的追求目标是：首先解决男女声腔不同的矛盾，其次解决原来花鼓中筒子、八岔、小调三种形式单一化的问题。老艺人在农村演出时这三种音乐形式互不关联，筒子就是单一的6个调调，八岔就是纯粹的一个调调唱到底，又叫八岔子戏。小调比较丰富，有一二百个调调，类似于眉户，演小调时既不唱筒子，也不唱八岔，专门唱小调，比如《夫妻观灯》就是典型的小调。《屠夫状元》是大戏，无论是演员的三小，还是音乐的筒子、八岔和小调都不能单独完成，三种形态合起来音乐形式就会显得丰富，但合起来又有技术难度。如果这出戏能够突破，对今后的其他戏都会有帮助。
创作完成后，辛书善第一个去找刘全兴，给他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刘全兴停了半晌才说：“这个不是花鼓!你把八岔、筒子、小调搅在一起成了风搅雪!”辛书善向他解释，《屠夫状元》是大戏，任何单一音乐都不能把各种人物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要打破旧观念，必须把这三个曲调合起来。刘全兴又想了半天，接受了他的观点。
男女同腔不同调，是包括商洛花鼓在内全国300多个剧种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旧社会妇女没地位，不能登台，所有女角都由男演员反串。新文化运动以后，陆续有女性登上舞台，男女音高不同，女声唱刚好的，男声就唱不上去，这个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当时无论陕西的“秦腔振兴委员会”，还是河南的“豫剧振兴委员会”，都致力于解决男女同腔同调的问题。
辛书善在花鼓创作中尝试了许多办法，但都不算成功。《屠夫状元》中，更多地采取了回避、转调、西洋歌剧的技巧等，虽然演出效果不差，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这样做会丢失地方戏的艺术特色。他不断钻研，最后终于从花鼓戏的音调中找出规律：花鼓戏主要有re调式和so调式，男声是so调式，女声是re调式，re和so之间相差四度，正好是男女声腔的差异。找出这个规律后，他反复实践，终于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商洛花鼓后来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次创作，辛书善都在努力追求突破。《月亮光光》是他对男女声腔问题解决得最好的一部戏。《情怀》中第一次加进了孝歌。而他“下了最大工夫”的戏，则是《带灯》：“因为它是批判现实官场的作品，本身阻力大，如果音乐没作好，这个戏就可能演不成了。”
传承：需要天赋，也需要不断练习和实践的舞台
第一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商洛剧团获批商洛花鼓传承单位，传承人却因为一口气报了22人的名单直接被定为“暂缺”。4年后，第二届的申报名单压缩到了七八人，继续超编。第三届申报，辛书善和田朝霞两人获批省级传承人。直到2017年全国剧种普查，国家级传承人增补名单向社会征求意见，辛书善终于被评为商洛花鼓的国家级传承人，至此距离第一届申报已经过了12年。
和众多传统戏曲一样，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是当今商洛花鼓需要面对的一项现实危机。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目《情怀》作曲时，辛书善已经70多岁了，但这样的重点剧目，除了他没人扛得起来。他和编剧在酒店封闭写作，吹空调感冒了，发烧到40多度，挂了三天吊针，烧退了回来接着干。咬牙赶出草稿，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加上糖尿病等，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住院期间，辛书善左手扎针，右手撑在病床上改乐稿，团里的人在病床边等着，一改好马上拿去排练。剧本和音乐都是边排边改，剧本一改，音乐必须跟着改……
传承是辛书善的一块心病，作曲和写作一样，需要天赋，也需要反复不断地练习，谁也不可能一提笔就写出一篇锦绣文章。剧团给辛书善安排了一个学生，但因现在排戏少，锻炼机会也少，学生在外面开起了音乐工作室，更没有时间和心思学习花鼓作曲了。
辛书善出过两本书，其中《辛书善作品集》是他个人出资。他把商洛花鼓的音乐整理好存在电脑里，有自己的，也有刘浩智、冯宁等人的，却因为没有资金，一直无法出版。最近有文化干部对辛书善说，计划筹集资金把商洛花鼓音乐结集出版，让他非常欣喜。因为他常常担心花鼓戏会在自己手里失传：“真怕哪天我突然走了，这些资料还没出版，娃把我的资料和衣服一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