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后，适应新的形势，就会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变化”。张燕生举例说，2009年重庆成为引资的热点地区。除了传统的沿海地区比较吸引外资以外，现在外资开始看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前景。重庆大量吸引外资很大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此次利用外资政策也是适应这个变化，鼓励外资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等内容，张燕生认为，这不仅仅是跟我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势所趋。就中国来讲需要节能减排，这就需要国内的企业节能减排，而外资在中国投资也理所应当承担减排的责任。
“这些政策变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为了切合中国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续发展。”张燕生表示，中国抑制“两高一资”的政策并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国内企业也一样受限，实际上是一个公平的政策调整。
黄卫平解释说，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资本，“当时甚至是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也引进到中国，对维护劳工利益和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现在，在经济发展由追求快转向提高质量的情况下，一些口子肯定会收紧。他指出，这不是中国独家个案，而是世界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客观需要。”
“现在，随着政策的出台，一些外资存在着被挤的可能，但这恰恰说明这些外资在污染环境上存在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在国内不会有光明的前景，“这对已经规范的外资没有太大影响，而那些有问题的外资、靠着超国民待遇活着的外资，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压力。”
“同一起跑线”是市场完善需要
9号文的另一着力点是创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而享受惯了超国民待遇的部分外资企业当然会一时不适应。黄卫平曾就此回应欧洲和美国驻京商会人士，“这不是要限制谁，而是把平台搭得更大一点，取消超国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这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的举措。”在其看来，“对于规范的跨国企业来说，其自身也明白，长期实行双重标准是不可能的。”
张燕生进一步指出，过去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左右，如果在同一个行业经营的话，对于国企和民企来说是不公平的。从市场竞争原则来看，要市场化就需要进行调整。一些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的结果。
“现在有些企业会认为，你过去对我这么好，现在怎么不好了？难道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条件不应该吗？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如此成熟的条件下，不能跟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呢？”张燕生强调，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颇。
例如，针对外界对政府采购的质疑，黄卫平指出，“美国的救市提出要买美国货，英国的救市提出雇英国人，这些都和政府采购没有什么两样。在此方面，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双重标准。部分国家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两税合一等政策进一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晋平也表示，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也通过改制、上市等方式实现重组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已经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结构，公平竞争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