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初，“转正”的安徽省颍上县王家玉孤儿院，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现在王家玉孤儿院已经成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2011年该孤儿院被纳入国家福利体系，未满18岁的孤儿都能享受到由国家、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0元补助。
这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她一直盼望着能有一所高标准、设施完善的福利院，能给那些孤残儿童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
目前，经武安县相关部门协调后，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规划用地50亩，由政府筹划。资金方面，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武安县相关部门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由政府筹划。资金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案例
一个官办福利院的改革之路
一群乳娘、一群孤残儿童，让山西大同散岔村成为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的发祥地。但随着社会发展，“大同模式”的乳娘村却在不断缩减，从建国初期的38个锐减至今日仅剩散岔村还在孤独地坚守。
面对新时期的历史条件，领孤残儿童抚养模式改革之先的大同福利院，正在进行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寄养到寄宿的全面转型。
“我一直想养两个孩子，之前工作没有条件，现在退休了，可以全职照顾孩子了。”大同市散岔村的张仲桃和老伴儿都是退休教师，从2002年起，就代养大同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已代养了十多个孩子，大部分身有残疾。
在散岔村，代福利院抚养孤儿是件很普通的事。从上世纪60年代，这个贫困村相继抚养了1300多名孤残儿童，其中95%身患残疾。至今还有90多户人家寄养着100余名孤残儿童。
为福利院代养孤儿的乳娘，一部分是类似张仲桃一样，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自愿为抚养孩子尽一份力，还有一部分贫困家庭靠每个孩子每个月的政府补助结余帮助改善生活。
“从最开始的一个月给十几斤小米到几元钱、十几元钱……直到现在，每个孤儿每个月能有近1000元的生活费。”村支部王书记说。
不过，随着社会发展、物价上涨及人们观念的改变，福利院的补助正逐步失去诱惑，相比于寄养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时至今日，38个寄养村仅剩一个散岔村在坚守。
与农村寄养同步展开的还有城市寄养。“无论在教育还是医疗方面，城市的硬件条件要比农村好很多。”大同福利院一丁姓副院长坦言。
由于城市寄养成本较高，除了补助略高外，福利院还会提供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
遗憾的是，多数城市居民在代养意愿上仍不强烈。
上海财经大学在一份2011年针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调研报告显示这与物价上涨、人们价值观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精力不足等有关。报告称，家庭寄养制度从传统的农村模式向城市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会经历许多“过渡阶段”。
2011年7月，大同福利院找到了这个“过渡阶段”，一种新的养育模式——“寄宿家庭”在院里悄然展开。
在福利院里，十多个“模拟家庭”迅速建立起来，每户家庭由一对寄宿夫妻负责养育5到6名孤残儿童。妻子负责照顾家庭，丈夫白天可在外工作，晚上回“家”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周一到周五，家长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和早期教育，中午、晚上将孩子接回，享受父母关爱。
所有的寄宿夫妻都是福利院从社会上招募来的，除了要求其身体健康，有爱心外，还规定不允许夫妻自家小孩与孤残儿童一起住在“模拟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