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恩富家的后院里，如今还保留着一个石磨的上磨盘。“你看，这里是拴磨系，这个是圆芯。一般一个磨子得四五个人推呢。”屈大爷半蹲着，一边抚摸着沾满灰尘的石磨，一边起劲地讲起来：“还记得刚转农业社那一阵，我才上10岁，就开始帮着家里推石磨子。我家里只有4个人，天刚一擦黑，全家人就都得上阵推磨子了。几个小时下来，腿、脚、胳膊，酸疼酸疼的，棉袄里面湿透透，人乏得实在不行行了。看推得差不多了，我妈总是仔细地把面粉收拾干净，哪怕撒到地上一点点都要用手拢起来。现在都不能想象那时候的瞌睡劲，张着口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不明就又被叫起来继续推磨子，因为白天还有活要干哩。”
屈恩富说，在那工业文明不发达的时代，石磨一年到头都转动着。但就算人们勤勤勉勉，一晚上推下40多斤粮食，大多数人还是在饿肚子。较低的粮食产量、沉甸的税赋、激增的人口，石磨里一点点碾出的面粉，形成了一种特殊年代和谐背景里的不和谐。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确实苦，经常是初一就把十五的粮支出去了。但是想起乡亲四邻几家人换工，互相帮忙的情义，那一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还有些叫人怀念。”屈恩富拍拍嵌在泥土里石磨说。
更换不歇的磨面机
初夏的午后，屈恩富家的磨坊里，妻子赵贵莲正在把刚刚磨出来的面粉装袋，一旁的儿媳妇则在给苞谷粒浇水，做打磨前的准备。磨坊其实就是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东西两侧安装着高低不同、形态各异的机器，机器旁边摆满了面筛子、簸箕、竹笼、木桶等磨面需要的辅助工具。记者好奇地跟随屈恩富参观了一遍这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宝贝。
“这个是我上世纪80年代最早买回来的一个粉碎机，花了330块钱从渭南买回来的，我到现在还留着呢。”屈恩富指着一台又小又旧的磨面机说，“这台机器最早的时候是用来给牲畜打饲料用的，也用来给人打粮食，但打得少。刚开始人还不太适应用机器磨面，啥都有一个过程。后来机器磨面兴起来了，人对生活的要求也高了，这台机器磨出的面太粗，速度啥也满足不了人的要求，我咬咬牙就换了一套新机器。”
屈恩富告诉记者，八九十年代机关干部每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块钱，当他换第二套机器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个合阳造的上料机在当时就是最先进的了，1000块钱，再加上一个磨粉机400块钱，咱手上哪里能有这些个钱，可把我愁坏了。”屈恩富说，“那时候信用社主任找到我，说可以贷钱给我，让把机器给弄美。虽然我妈他们极力反对换机器，我也考虑了风险问题，但是看到邻村红火的磨面生意，我还是拍板决定换机器。”
如今磨坊里最气派的三辊磨粉机是屈恩富1997年花1.8万元钱买下的，从机器上沾满了厚厚的面粉中，不难想象这个小磨坊曾经的红火场面。
火红的小磨坊时代
“以前最红火的时候啊，彻夜地给人磨面呢。”赵贵莲忙着手上的活计，回忆着小磨坊最光辉的岁月，“我这机子刚买下的时候，我们4天4夜没有停机子。十里八乡的人听说我这儿的机子磨出来的面好，都赶来排队磨面。”
赵贵莲说，磨面机刚兴盛开来的时候，磨100斤麦子能收入8毛钱。由于机器大大节省了人们磨面需要付出的劳动力、提高了效率，加之机器磨出来的面粉质量上乘，一时间家庭作坊式的小磨坊遍地开花。“光我们这跟前，以前就有四五家子磨面的。就这有时候都要排上半天队哩，那时候家家户户地也多，总有个四五亩，打下的粮食多。”
“我这儿的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2000年前后。我现在都能记得，有一年山里头有人一天就拉了5车粮食来磨。我一家子忙了几晌才给人家磨完。”屈恩富说。记者注意到，在屈恩富家磨坊的墙壁上，还保留着一则用楷书工整书写的顾客须知。“各位顾客往这看，知己话儿记心间…….远近亲邻都一样，自觉排队不争抢。当日签名顺序来，过夜重新作安排……”小磨坊曾经的红火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