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涌入商南的各地移民中，安庆移民人数最多。因为人数众多，其语言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也自然最大，因此，安庆方言便成为商南的主流语言。受其影响，其他地区的移民后代也慢慢跟着学说这种语言，逐步形成了以“蛮子话”为主流方言。
商南县原有的土著居民，操什么口音，生活习俗如何，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从它的地理位置考察，肯定受到秦方言和河南话的一定影响。外地移民的迁入，必然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新的影响。秦方言与河南话差异巨大，为什么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区中间，会出现自成体系的“蛮子话”，除了移民外，找不出其他原因。因此，商南文化与安庆移民有着不解之缘。
商南方言是安庆方言的变种
虽然明清移民始祖们带来的安庆方言同商南县当地方言发生融合之后，产生了一些变异，略别于传统的安庆方言，但其基本词汇和语音系统没有根本变化。如称谓方言，第三人称“他”，蛮子话中称为“渠(读kie)”；普通话中的“吃饭”蛮子话读为“吃(读qi)饭”；在普通话中“家”读为jia，蛮子话读“ga”；普通话的“睡觉”，蛮子话读为“困醒”或“困”。对某些物体的称谓也非常一致，如“膝盖”，蛮子话叫“梭罗膊”；普通话中的“脚裸骨”，蛮子话叫做“螺丝骨”；普通话说“河滩”，蛮子话说“河爬”；普通话中的“喊叫”，在商南方言中称“邪乎”等方言词汇，都和安庆方言词汇相同。语言的传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只要属于同一种方言，无论相距多远，相隔多少年，都会表现出出奇的一致性。笔者1996年在广州市增槎路做公路零担运输，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一位操相同口音的顾客，以为是商南老乡，仔细询问方知来人是江西弋阳人，其语音和词汇同商南方言完全一样。查阅家谱后，才了解到家族的远祖寿二公，便是明初从江西饶州弋阳迁到安庆府潜山县沙村的。这次奇遇，使我更加确信方言其实就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活文物资料。
商南方言和安庆方言接近，有众多家谱为证，不足为奇。说它和江西弋阳方言相同，乍听起来，有些玄乎，但详细考证商南移民历史，便不难发现商南人口同江西弋阳移民有着必然的联系。
元末明初，江淮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此血战数次，死亡无数，很多人对残暴的朱明政权恨之入骨，这对新兴的明王朝政权十分不利。为了减少当地民众对朝廷的不满，明廷便组织大量江西人口外迁垦荒，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五年(1370-1417年)历时48年。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安庆府42万居民就有27万来自江西饶州等地的移民，弋阳就是饶州所辖的一个县。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以及大量家谱记载和历史学家葛剑雄的考证，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江苏移民达210万人。这些移民大多是集中到瓦屑坝乘船往外押送的。瓦屑坝地处鄱阳湖畔鄱江口，是明代江西饶州的一个重要渡口，是当时移民外迁的集散地，是中国古代著名移民圣地之一。至今商南方言中，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就与瓦屑坝移民历史有关。据祖辈传说，当年先祖从瓦屑坝外迁时，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走的，途中要上厕所时，必须请求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才能腾出手解开裤带。于是“解手”一词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很多家族明末从江西瓦屑坝被强制迁到安庆，经过200多年繁衍生息，人口骤增。到清代乾隆年间，遇到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又响应朝廷号召，携妻带子重新踏上迁徙之路，移民至陕南安居。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是多数安庆迁陕移民祖居之地。商南县西街的江西会馆，不仅是江西移民的聚会场所，也是安庆移民怀念祖先的重要场所，是商南移民文化的标志性古建。如果把它拆掉，毫不夸张地说，是拆掉了商南移民文化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