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调似乎很像他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说的。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威胁是道德的威胁。
从伊恩家里往三亚市区，有9路公交车。一般没有特别急的事情，伊恩都是坐公交出行。他不想汽车尾气把三亚搞得太糟糕了。伊恩刚到三亚时，整个城市就3个红绿灯，而现在，不管修多少路，好像都始终满足不了爬行的车子。
在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伊恩差点被挤倒3次。他苦笑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
他说，在英国，公车不会挤这么多人。
红歌梦
进入中国红歌会后，伊恩有意识地用红歌系统性地包装自己。比如，去定制红军服，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会觉得我很愿意主动融入中国文化，他们就会觉得小伙子不错。”
而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刚开始不同意女儿余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开始心里很忐忑，通过了解，特别是他唱红歌后，女儿跟着他就让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达人秀的舞台上说。
伊恩觉得，红歌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第三波高潮，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唤起大家的记忆，时刻强化一种感恩的心态。”
伊恩很清楚，他之所以在红歌会受到欢迎，并不是他唱得多好听。“他们不是过来听我唱歌的，是过来看我唱歌的。”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伊恩作为红歌里曾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在戏剧性之外，更让他们增强了国人身份的一种自豪感。
在众多粉丝里，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绝大多数，稍年轻的一代似乎对伊恩没有多大兴趣。“红歌是他们的一种记忆，也是他们那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时候，需要一种方式去怀念。”
最终，伊恩获得了中国红歌会的第5名。他很满意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就是一种政治安排，一场秀。”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唱中国红歌得了第一，说出去就会是一个笑话，很多人在情绪上接受不了。但也不会让他名次太靠后，毕竟需要靠他的身份来强调某种意义。
红歌影响伊恩，他第三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唱红歌走红后，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可，让他成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游大使，同时也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
最火的时候，伊恩在南昌一个小剧场演出，每场1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块钱。而此时的伊恩，已志不在唱了。
“通过唱红歌，得到领导人的认可，跟政府打交道起来就很容易。”伊恩说。
伊恩不太愿意说明红歌到底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具体收入。但他承认，红歌让他在英国很体面地举办了一次婚礼，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国媒体报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万块钱一场的报酬。他认为这是在胡说，“偶尔有一次拿到了，并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伊恩的红歌会结束了，但他知道，他不能停止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在中国达人秀导演组的三次邀请下，伊恩欣然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