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见伊恩学俄语很有天赋，便帮他找了一个俄语老师。伊恩从俄语老师那里学会了第一首红歌——苏联国歌。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伊恩仍记得其中的三段。
这首歌，彻底让伊恩喜欢上了红歌。“听着就觉得很有力量。”苏联解体时，伊恩说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个原因是“不想换世界地图，取下挂上的很麻烦”。
苏联解体7年后，伊恩终有机会到俄罗斯留学。当时，在他的宿舍里，有一同学是共青团成员。为了让伊恩见识社会主义的伟大，同学拉着他去参加了一次游行。之后，便听到斯大林的孙子做演讲。
当伊恩见到斯大林的孙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斯大林回来了。“相貌很像，好怕，我怀疑是不是特别去整过，以唤起大家对斯大林的记忆。”伊恩说。
回学校的路上，伊恩看到各种共产主义的标志，还有苏联的国微。但斯大林已经不在了，他总觉得一切都不那么真实。
毕业找工作时，伊恩把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在了自己考虑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中国。他想趁着工作的机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但时至今日，他仍讲不明白，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但在研究了一轮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后，伊恩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太低了。他终究把工作地点选在了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日本。原因就是，那里的工资待遇可以满足他。“人，总得生活，生活比一切都重要。”伊恩说。
在日本工作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伊恩第一次由北海道飞往上海。这座城市让伊恩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发达，跟资本主义一样了，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伊恩说，“但城市真的很丑，都是水泥森林，一点都见不到科学发展观的影子。”
回日本前，伊恩特意跑到一个音像店，买了一盘中国红色歌曲的碟片。那时候，伊恩的中文还不是很顺溜，只能在音像店里对着服务员比划，带着英式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毛，主，席。”还好，服务员总能领悟。
这成了伊恩到社会主义国家买红歌碟片的通法。不管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他一字一顿地喊出领袖的名字，服务员总能“稳、准、狠”地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走过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后，伊恩也有些小郁闷，他觉得“他们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走偏了”。尽管这样，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有一天可以实现。“也许是一百年，一千年，终有一天要实现的，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的话，谁知道呢？”
寻路中国
就在上海飞往日本北海道的飞机上，伊恩认识了中国妻子余燕伶。并于一年后，来到中国上班，“在苏州做一名外教。”
此时的伊恩，已从碟片中学会多首红歌，中文说得也是“顶呱呱”，除了还带点英式的口音之外，基本可吐字清晰。“我妻子不反对我唱，也不支持我唱，她也从来不教我唱红歌，她就觉得这是我的自由。”伊恩说，“我的中文也不是她教我的。”
反倒是为了提高余燕伶的英文能力，他们俩在家时，基本用英语交流。“出了这个门，我就只能用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