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采访，得知该区民事执行案件年均近3000件，超三成进入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下称“终本执行”）。江海区检察院立足该区是江门市唯一国家级高新区、产业集聚、外贸科创活跃的实际，持续开展民事“终本执行”专项监督，努力让纸上权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
1000多个车位虚假交易只为规避执行
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挖空心思制造虚假障碍，用虚构租赁、虚假网签、关联企业交易等看似合法的操作，人为设置财产处置壁垒，让可供执行财产变成“不能动的资产”，直接导致案件进入“终本执行”，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悬空。
2024年，李某受让债权，成为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申请执行人。执行阶段，法院查封被执行人管理顾问公司名下1159个车位，准备启动司法拍卖程序。可住建部门反馈，该批车位已经全部办理网签备案，法院据此认定车位暂不具备处置条件，裁定“终本执行”。上千个车位瞬间无法处置，李某的债权兑现陷入绝境，他随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上千个车位批量网签，是真实市场买卖，还是刻意设置的执行障碍？检察官调取了1159个车位的网签备案档案，异常线索逐步浮现：车位的买受方均为同一家物业公司，合同签订、备案集中在2022年10月29日、30日两天，每个车位成交价格统一为4万元。
房地产市场下行期，一次性批量购入上千个车位，交易模式、交易价格明显违背正常商业逻辑。顺着疑点深挖，检察官调取工商登记资料，约谈企业负责人，查实物业公司与被执行人某管理顾问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存在“左手倒右手”自买自卖的重大嫌疑。更矛盾的证据来自企业内部台账：企业内部记录显示，1159个车位仍然标记为待售状态，并未实际对外售出。
交易是否真实发生？检察官继续核查，发现物业公司没有支付一分钱购买车位款，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车位，某管理顾问公司依旧对外销售该批车位。所谓网签备案，仅仅是一套虚假外壳，车位仍然属于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
查清全部事实后，江海区检察院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撤销原“终本执行”裁定，恢复案件执行。法院全部采纳监督意见，随即启动车位评估拍卖程序，被人为锁住的财产终于可以用于清偿债务。
“虚假交易、虚构租赁、虚假诉讼，是恶意规避执行的常用手段，隐蔽性强、识别难度大。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要穿透形式合法的假象，赶走人为设置的财产处置拦路虎。”江海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徐光华告诉记者，近年来，江海区检察院累计查实5件此类案件，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
公检法协力严惩抗拒执行行为
今年5月，江海区检察院发现一条线索：法院判决某线路板公司、王某向颜某偿还借款本金40余万元及利息，因某线路板公司、王某未履行判决，颜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本执行”，颜某的胜诉权益未能兑现。
借助江海区检察院与该区法院、保险行业协会建立的联动机制，检察官向保险行业协会进行调查核实。经查，王某名下保险可供扣划的现金价值为1万多元，与颜某的债权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检察官将调查方向转向未能实现联网查询的财产类型。随着调查深入，银行流水中的“暗流”浮出水面：两年间，某线路板公司某一账户进出账流水均达190余万元，且该账户陆续向王某个人账户转账近14万元。某线路板公司和王某均未向法院报告上述财产情况，亦未将款项用于偿还债务。
与此同时，江海区检察院在办理某电子公司申请监督案中发现，该案被执行人除某线路板公司和王某外，还有朱某。根据检察官向保险行业协会调查的结果，朱某名下有18份保险，保单现金价值、生存金及利息、未领取红利及红利利息等共计超过345万元。
朱某是谁？她与某线路板公司、王某之间又是何种关系？检察官顺着工商登记线索一路追查，发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股权演变史：某线路板公司成立于2010年，实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多次增资后于2018年增至1000万元，朱某认缴3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截至2026年。然而，2023年4月，朱某以1000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某线路板公司30%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某，公司股东由王某、朱某变更为王某一人。
认缴出资期限将至，朱某以1000元转让掉对应300万元出资额的股权，从股东变为“局外人”。但法律并非摆设——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仍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今年5月，江海区检察院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王某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对某线路板公司及王某采取司法惩戒、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引导申请执行人追加朱某为被执行人。同年6月，法院函复采纳全部检察建议。
记者了解到，针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妨害司法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江海区检察院联合法院、公安机关打出“司法惩戒+刑事追责”的组合拳，对尚未构成犯罪的，推动法院依法处以罚款、拘留等司法惩戒措施；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刑事手段严惩妨碍执行活动的犯罪行为。
既要纠错更要实质性化解矛盾
“不少‘终本执行’案件，并非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而是财产形态复杂、履行能力有限，叠加当事人双方矛盾对立，案件就此停滞。”在江海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程生彦看来，民事执行监督不能止于纠错，更应追求案结事了人和，这既考验办案检察官的法律功底，也考验检察为民的初心与智慧。
今年4月，申请执行人陈某向江海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此前，陈某、谢某的百万元借款纠纷案件，法院因未查询到可供执行财产裁定“终本执行”，巨额债权迟迟无法落地。
卷宗材料显示谢某名下确无可供处置财产。办案团队转变思路，围绕资金流、消费流、权益流三条主线开展深度核查。核查发现，谢某在某村集体享有固定分红，尚有近20万元征地补偿款待领取；执行阶段，谢某以达到退休年龄为由提取20万元住房公积金；谢某以融资租赁方式使用高档车辆，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这些行为已经属于拒不履行生效裁判、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情形。
面对检察官，谢某大倒苦水，称借款因投资被骗全部亏损，公积金已经用于家庭开支，征地补偿款尚未拨付，无力清偿百万元债务。检察官一方面向谢某释法说理，讲清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算清信用账、法律账、人生账，破除其“破罐子破摔”的消极心态；另一方面耐心倾听陈某诉求，引导其客观评估现实执行风险。
检察机关搭建沟通平台，双方反复协商。最终，陈某表示自愿放弃逾期利息，将已经收取的利息抵扣本金，执行款直接缩减近一半；谢某作出分期履行的明确承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近日，检察官回访时，谢某表示自己兼职两份工作，盼着早日还清债务，迎接儿子大学毕业成家。
“对于尚有履行意愿，但受现实条件制约无力全额清偿的当事人，一判了之、一督了之并不能化解矛盾。既要坚持法律刚性，也要兼顾现实情理，为当事人搭建协商沟通渠道，促成合理的执行和解，才能真正化解‘终本执行’之后的权益困局。”程生彦说。（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日丹 通讯员 林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