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消灭中产阶层。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层一夜之间跌入赤贫，很多人失业，甚至无家可归。上世纪末阿根廷开始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国家的中产家庭从80%降到了20%，多数中产跌入贫困，直到现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曾经的中产还在为重新进入中产而苦苦打拼。
虽然中产是经济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人，但实际上，中产阶层的投机天性，也使其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制造者。最早发生的经济危机——400年前的荷兰，当时的中产阶层疯炒郁金香球，当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数不清的新兴中产阶层倾家荡产。从那时起，金融性投机炒作形态便已完成定型，400年来，所有的投机炒作，都在重复着400年前荷兰郁金香的模式。
这种投机天性恰恰来自于中产阶层的集体不安全感。在当今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成长轨迹中，正清晰显现出这种线索：这些国家的新兴中产阶层多数没有什么背景，都是从平民一步步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勉强步入中产的行列，担心财富的失去，使他们即便在收入丰厚时也处在恐慌之中。所以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有了钱就会奋不顾身地用来投机，不管是炒股，还是炒房，他们都是绝对主力。
但显而易见，当泡沫破灭后，他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寒意。在后危机时代的这些国家，这样的情形仍在不断上演：因全球贸易遭逆转而饭碗不保；投资了房屋和股票，但房价下跌和股市崩溃令其损失惨重；拥有储蓄却不敢肆意消费，而这样的经历教训又只会加剧了中产们天生的不安全感。
稳压器还是加压阀
在社会学看来，中产阶层早已不是一个财富标杆的象征，而往往被认为起着政治“稳定剂”和“缓冲带”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积极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北欧等富裕国家，这种功能性尤为明显。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其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了芬兰的长期稳定发展。
芬兰的中产阶层主要由白领和小企业经营者构成，主要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医疗护理人员、会计、教师、政府和私人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小型服务行业的经营者等。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文化知识和较强专业技能，拥有稳定的收入，并具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享受较高的生活品质。
富足而安宁的生活是芬兰中产阶层的人生目标。他们在勤奋工作的同时，注重个人修养，尽情休闲，享受生活。在消费方面，芬兰的中产阶层也相当理性。他们注重收支平衡，量入为出，主张适度消费，而不追求超前消费。“知足常乐”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这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恬淡知足的生活态度，也使他们乐于用生活之余的钱财来帮助弱势群体。当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灾难时，芬兰中产阶层通常都友善地伸出援助之手。此外，芬兰中产阶层关心社会，积极参政，并且对环境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芬兰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始终是芬兰各党派竭力争取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芬兰的中产阶层是芬兰福利社会制度的主要奉献者，通过纳税来帮助生活贫困的人。
对于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稳压器的这一认知，在许多老牌发达国家已成为执政之基，统治集团对这一阶层非常重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