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至少会带来以下问题：
第一，鉴于中国公布的“CPI数据”是不同基数据，公布的数据形式多以CPI变动率（同比或者环比）的形式出现，这种“中国特色的CPI数据”已很难说具有指示物价水平的标杆作用。没有正式的官方数据告知人们物价指数的真实图景，市场和民间的机构、人士就会自己推算。而官方推行公布的、隐去物价“海拔高度”这一基本和关键信息的“CPI数据”，作为 “一半的真相”，更加会助长市场和公众的猜疑。
第二，专业的金融和数据分析机构也在大量援引不同基的、本身并不存在比例关系的“CPI历史数据”，这会对他们的数据分析工作和分析结果产生极大的误导。脱离CPI基础数据的做法，更会让统计者自己陷入困顿（上述CPI同比和CPI环比之间的“数据冲突”就是一例）。
第三，缺乏CPI基础数据，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制定和调整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重大经济策略时，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基准，将会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严重的后果。
例如，2008年5月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0.5个百分点，6月份上调了1个百分点，当时的通胀率分别为7.70%和7.10%，但是月度环比已经是-0.49%和-1.0%了，CPI指数其实已经处于下行过程中，这时并没有必要立刻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没过几个月，在2008年10月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50个百分点，12月又下调了1.50个百分点。
同样道理，2011年3月至6月间，每月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看起来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的环比是-0.13%、0.10%、0.09%、0.25% （其中环比最大值0.25%也只是相当于年化3%的通胀率），结果导致了2011年12月、2012年2月和5月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需要注意的是：存款准备金率具有产生多倍放大、收缩货币的作用，相对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其效果更为猛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心理预期。因此，各国的央行一般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都持谨慎态度。如果央行缺乏物价指数“海拔高度”的参照，对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过频、过激，可能非但起不到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会掀起经济不必要的“波澜”，也就不能达到“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的宏观调控作用了。
CPI“海拔高度”：从1978年100到2011年565
最后，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CPI总体情况。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历史数据显示，在近33年间，中国的CPI从1978年的100上升到2011年的565.1，年均通胀率约为5.39%（其中最近10年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2.60%）；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以当年价格计算），增长为2011年的471563.7亿元（以当年价格计算）。在剔除了物价变动因素（考虑GDP平减指数）后，2011年的实质GDP约为83451.1亿元，33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9.95%。
这一GDP\CPI增长组合是否优秀？我们不妨再对照一下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发达的经济体的情况。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从1970年开始的41年间（1970～2011年），美国的GDP从1970年的10383亿美元（以当年价格计算），增长至2011年的150877亿美元（以当年价格计算），在剔除了物价变动因素（考虑GDP平减指数）后，则GDP 年均增长率约为2.81%，而其同期的年均通胀率约为4.38%（CPI从1970年的38.8，上升到目前的224.9)。
根据德国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德国1881～2011年期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1.98%（CPI从1881年的8.6上升到2011年的110.7，基期为2005年）。如果去除通胀奇异变化的时期，从1924年起算的87年间 （1924～2011年），德国的年均通胀率约为2.32%；从1970年开始，德国的CPI上升趋势加剧，从1970～2011年的41年间，德国的年均通胀率约为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