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趋势，我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的会上也讲到，现在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例在不断减少，而且趋势非常明显。有人说是危机带来的周期性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中国的顺差还会反弹，但反弹的高度会有所降低。而我们自己预测，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全球存在不平衡，大家已经知道有一些做法可以去调整，有一定的经验。同时要相信市场力量，市场对不平衡问题往往有其内在的纠正力量。对于比较大的不平衡，一般都需要一个相对渐进的纠正过程，想要很快就改过来，恐怕也不太现实。例如财政赤字问题、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银行监管问题等等，发达国家也认为需要渐进的调整过程。
未来还会不会有不平衡？肯定还会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总会出现不平衡。如果出现大的不平衡，纠正的力度也会增大，但要花时间。仅仅凭某种预测来断定应该怎样去调整，恐怕太武断了。如果预测本身得不到公认，那也就是说说而已。
日报：对，但是美国人一般会用IMF的预测来说事。大家认为 IMF相对会独立一点、公正一点。现在IMF降低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的预期，直接相关的是怎么给人民币定性。按照他们以前的预测，中国的汇率是显著低估的，现在降下来他们的说法也会跟着变，但具体怎么变还在评估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施加怎样的影响？
周小川：当然，相互之间会有很多讨论，但不一定会接受对方的观点，谁也强求不了谁。对同一指标会有多种不同的预测，用某一种预测的数据去说明应采取的对策，是不太行得通的。
外储投资：
先给全球资产排排队
日报：对于欧洲未来几年的整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包括欧元的长期趋势，你的总体判断或预期是怎样的？
周小川：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欧洲出了问题以后，关键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财政整顿、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相信欧洲慢慢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所支持的，我们对欧元是有信心的。
日报：我们对欧洲的判断和我们怎么布局外储是有关系的。
周小川：目前看来，实际上全球到处都有风险。
日报：没有安全资产？
周小川：绝对安全恐怕没有，只是相比之下，谁比谁好一点、谁比谁差一点的问题。要这么看，方法论就出来了。现在有一些议论，特别是一些人一听到某些资产有风险就说“千万别投”，既然到处都有风险，就不能简单地回避风险。不敢投，就不要搞过多储蓄，就应更多地通过结构调整把过多的储蓄用掉。当然，人民银行一直不希望有过多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但既然现实情况是有那么多的储蓄，而结构调整又是渐进的，就必须面对风险，正视过量储蓄的风险管理问题。其中一些风险是会相互对冲的，另一些是互补的，由此可对外进行合理的多样化、分散化投资。同时，还是要更大地向民间投资开放，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比如当前我们正在温州进行的金融改革试点。
对欧洲的投资也要这样看，把欧洲排在什么位置，这是个相对的位置。不能说大家的担心没有道理，都有道理，对欧洲的投资中有部分可能会有损失，但要百分之百排除风险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做的，是相对地排好队，尽可能认清风险，最后达到总体效果上的保值、增值。
日报：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相对的收益与风险。早期中国的外储大部分是美元资产，慢慢地往欧洲那边移，但是欧洲又出事了。如果综合来权衡，有没有一些微妙的但有一定趋势性的改变？
周小川：这个离了数学模型、离开了优化计算是没办法说的。风险需要量化，需要把风险因素最后做成系数、参数放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计算才能得出最优策略。然后还有个优化问题，最优选择是什么，总得靠数学模型。模型的优化计算还涉及到目标选择问题，优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是单目标还是多目标？比如我们常说的安全性、流动性、保值增值，就涉及到了三个目标，那么对这三个目标各分别设置多大的权重？这些都必须靠数学模型才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