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是外国投资者很难对别国政府的借债行为予以有效约束，这既是因为信息不足，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难以去约束主权国政府行为。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现阶段国际组织介入可能为时偏晚，如在最初介入会较为有利。
从上述分析出发，主权债务存在不少道德风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看到不同国家形成官民共识的程度不同，复苏的历程不同。从国际角度看，还发生过很多次债务危机，比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值得做深入比较和归纳。
日报：但是，如将债务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国际投资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周小川：如果能倒回到高债务以前的原点，即从“事前”的角度去再设计，肯定能有不少办法。这不单纯是“事后诸葛亮”，它对以后的机制设计会是有用的。从“事中”的角度看，人们仍可做一些转换式的重组，使相当一部分外国居民（含银行、企业）持有的国债转换为由本国居民持有或国际组织持有，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内共识和减少道德风险。
国际投资者最好先向国际组织投资，再由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别国主权债。还可以建立一个共同投资机制，即部分投资由国际组织进行，另一部分投资由国际投资者会同国际组织一并投资，比如EFSF就有这种设计。理论上，国际组织有较多影响主权国行为的能力，可设立借债条件。
当然，对于欧元区来说，由于采用单一货币，较难区分国内和国际债权人的身份。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买债者大量都是外地人，就也会出现债务缺乏约束、定价机制失效以及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果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因为当地居民会有更丰富的信息并去关心本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从而决定是否支持地方政府发债，这样就构成了对当地政府债务的约束。有些设想在过去是技术上不可行的，但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了，有可能行得通。
这也涉及到激励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对此做过研究，比如拉丰（Jean-Jacuqes Laffont）和赫维茨（Leonid Hurwicz）等，激励机制是解决体制问题的一个有益的角度。
温州金融改革：
减少管制，允许试错
日报： 3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4月9日、10日，你到温州调研。温州的金融生态非常特殊，大家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为什么到现在才可能有这样的改革和突破？难道还是只有危机才能推动改革?改革是不是来得太晚了？
周小川：其实这次去温州主要不是调研，而是去启动改革。调研工作，在方案公布之前就已经初步告一段落。国务院做出决定后，我们这次去温州，主要是把改革的初始内容布置清楚，同时也听听浙江省和温州市的各个工作组的看法。
温州经济有一个特点，大概有上百万本地人在海外和外地经商务工，因此资金来源丰富，金融媒介的需求比较大，传统金融服务不太跟得上。从温州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数量占比看，在全国其实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但由于涉及地区外经营，资金需求也更大。总体而言，温州的民间金融比较活跃，对正规金融起到某种补充作用。但也有的民间金融搞非法集资、搞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民间金融能走上相对规范、健康的道路。
现在启动温州金融改革，和去年8、9月温州企业的困难有一定关系。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是正常的，但去年发生得比较集中，报道也比较多，国务院领导前去温州考察，了解当地情况，同意温州搞金融试点。最后定下来的方案，强调温州的金融资源比较丰富这个特点，并配合民营经济“新36条”的实施，对民间资本办金融要给予更大的自由度。当然，还是要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前提下扩大自由度。